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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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发布时间:11-05-11 10:03

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羅運環

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中國地域文化學(或稱中國區域文化學)是一門有著悠久學術淵源、近年又有長足進展的學科。回顧它的過去,展望其未來,目的在於加強這一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本文的寫作則是這一動機的嘗試。 

一、20世紀以前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 

在我國傳統的著述中,雖沒有現代意義的地域文化學,但類似現代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還是比較豐富的。

域分(即文化區的劃分)是地域文化研究最基本的課題,這一研究的起步甚古。《尚書·禹貢》、《周禮·職方氏》(《逸周書·職方》略同)將全國劃為九州(二書關於九州的名稱及地理範圍略有出入),並且都對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作了一定的描述。

周代的一些諸侯國由於長期處於獨立狀態的發展,加速了不同等級的文化區的分化和定型化,因而出現了按方國等地域來分域並研究其文化的情況。《詩經》中的《國風》就是按周南、召南、邶、、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諸侯國和地區來分別彙編民歌的。同時,這種分區彙編的民歌顯示出了不同情趣的鄉土格調,可謂開地域文化作品研究整理的先河。曾侯乙編鐘樂律銘文中,對楚、曾、齊、周、晉、申等國和地區的律名異同進行比較並理順其對應關係,則是按地域進行的最早的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

先秦時代還出現了一些精通地域文化的名家。春秋時的吳公子季劄訪問魯國觀樂時,結合魯國所演奏的“十五國風”發表了不少評論,其中所言國風歌樂的時代精神是對地域文化的一種深層次的探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國音樂大師師曠不僅會彈唱以晉地為代表的“北風(曲調)”、以楚地為代表的“南風”,並且還能依據兩國的曲調旋律占卜出兵征戰的吉凶(《左傳》襄公十八年),其精通南北樂理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至於地域文化的精彩論述,《荀子》裏的某些內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儒效》篇云:“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居楚而楚(遵從其習俗),居越而越,居夏(中原)而靡(順從其習俗),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荀子,榮辱》篇也有類似的內容)《強國》篇則是荀子對秦地風俗文化一種實地考察的記錄,其曰:“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其所言“習俗”、“風俗”的內涵涉及民性、聲樂、服飾、有司制度等許多文化層面。由於地域之別,越、楚、秦、中原,都各有不同的習俗和文化特色,長久居處,其習俗能使人“移志”、“移質”。荀子的這些認識都是周代不同等級的地域文化分野情狀的一種寫照。

《禮記·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穀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中原)、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日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日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鞮,北方日譯。”這段文字大體論述了晚周及稍後的中原與四方夷、蠻、戎、狄諸族不同風俗和文化特點,已經注意到了各少數民族地域文化間的不同特色,同時也論證了地域文化與文化生態環境的關係,這在較早的地域文化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自秦漢以後,雖然文化一體,但構成中華文化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以亞文化的地位獲得了充分的發展,而這方面的研究在現存的文獻中有大量的反映。

二十五史中有不少關於地域文化方面的內容。如《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隋書,地理志》、《宋史·地理志》等有關內容對文化區都有不同等級的劃分,並對不同地域的風俗文化也作了不同程度的描述。《貨殖列傳》在討論野王地區的風俗文化時注意到了移民因素;《漢書·地理志》論述文化生態環境對地域文化的影響時,不僅提出了“水土之風氣”,而且還提出了“君上”對地域風俗文化的影響。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又如唐人魏征在《隋書》的《文學傳》序中比較南北朝時期南北文風時指出:“(南北學者文風)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這是中古時期,從文學角度比較研究地域文化的精彩論述。

傳統的地域文化更以大量的方志形式來表現。方志中的總志,宋以前人文的內容比較簡略;其他不同區級的方志如《華陽國志》等,在宋以前人文內容雖比較詳細,但門類比較單調。自宋代以後,各類方志體例定型並不斷發展,其人文內容大大加強。從《太平寰宇記》到《大清一統志》,從省志到縣誌及更小範圍的地方誌,其地域文化的色彩逐漸濃厚。至於方志中的某些文化專志,如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南朝梁人宗懍的《荊楚歲時記》、宋代王時朋的《會稽三賦》、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反映市民文化》、清代孫詒讓的《溫州經籍志》等等,更是傳統地域文化的佳作。不過,還必須指出的是,方志關於文化的內容,多用描述手法,帶有較強的資料性。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種類的研究地域文化的著述,如《楚辭》和《楚辭章句》分別匯輯與注解“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屈宋諸騷”(宋代黃伯思語),是漢代劉向、王逸分別整理研究文學方面的地域文化名著。揚雄的《方言》,類集先秦至西漢時期的各地同義的詞語,並大都標明所通行的地域範圍,是一部語言方面的地域文化名著。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以水道為綱記述了各地的風土人情、民謠、諺語、方言、傳說及山水詩文等,也是一部綜合性的傳統的流域文化名著。唐代杜佑的《通典·州郡典》載有唐中葉的300多個府郡,並按傳統的九州區劃,簡述各州風俗文化,是大型典志書中有代表性的篇章。明萬歷年間,王士性的《廣遊志》和《廣志繹》,以其親身遊歷所獲資料,既從全國總的範圍,又分省區著重闡述了明代的地域風俗文化及其特色。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作者注意比較省區內外的有關文化來討論各省內亞區文化特點,也注意到了全國文化重心轉移的現象,還以浙江為例歸納出澤國、山谷、海濱三種文化類型。這些研究比較接近現代意義的地域文化學,《廣遊志》和《廣志繹》不愧為傳統地域文化研究的優秀著作。明末董說所著的《七國考》,以會要文體,分14門類編撰戰國七雄的文化,是一部傳統的斷代體式的地域文化志。清康乾時代成書的《明儒學案》《黃宗羲著》、《宋元學案》(黃宗羲等撰著),以地名標誌學派,也具有明顯的地域文化色彩。

總的來講,傳統的地域文化研究的特點,一是內容豐富多彩;二是除少數著作而外,大都依附於歷史學、地理學、方志學,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資治”的目的性,當然,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反而促進了傳統的地域文化的研究。 

二、20世紀的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 

20世紀前半葉,隨著西方地理學、文化學的傳入和研究風氣的興起,有關我國地域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績。

這一時期全國性地域文化(包括單個門類)的比較研究,如劉師培的《南北學派不同論》(《國粹學報》1905)、梁啟超的《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清華學報》1924)、陳序經的《南北文化觀》(《嶺南學報》1933)、王汝棠的《文學與地域考》(《國學叢刊》1941)等,以傳統的南北域分或省區等地域為範圍討論了全國不同地域文化的特點及其相互影響。其次,也有以某個地域為範圍討論其文化的,如陳寅恪的《天師道與濱海的關係》(《歷史語言所集刊》19311933)、賀昌群的《江南文化與兩浙文人》(《圖書展望》1937)、徐中舒的《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學季刊》1940)等就是如此。此外,一些日本學者也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如桑  原藏的《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武大文哲季刊》1930)、後藤朝太郎的《中國入聲之地理的研究》(《嶺南學報》1932)、小柳司氣太的《文化史上所見之古代楚國》(《清華週刊》1933)等,都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我國的地域文化。

隨著研究的展開,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地域文化史的專著問世,如夏光南的《云南文化史》(昆明崇文印書館1923年)、鄭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華西大學出版1946年)、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云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1949年)。同時,也出版了地域文化方面的論集和論著,如吳越史地研究會編的《吳越文化論叢》(上海江蘇研究社1937年)、張立志的《山東文化史研究(甲編)》(齊魯大學國語研究所1939)等。這一時期的地下考古發現亦很頻繁,地域性考古文化研究也比較突出,如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19321935)中東周列國金文研究部分,劉節等人的壽縣楚器群的研究(30年代)、蔡季襄的《晚周繒書考證》(1944)等,以新的資料,對東周列國地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進行了研究。

這一時期的地域文化研究,雖然運用了西方文化學的某些理論,也引入了西方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新成績,但還沒有建立起完整的體系,本學科尚處於科學的地域文化學的初級發展階段。

50年代以後,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在港臺地區繼續有所發展,如羅香林的《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毛一波的《臺灣文化源流》(臺灣出版1969)等專著,對港臺地區的文化進行了較系統的闡述。在祖國大陸雖有考古學及有關學科仍然涉及到地域文化的某些具體內容,但作為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科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則一度中斷。

七八十年代之際,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學術繁榮,文化熱潮的掀起,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逐漸展開。這期間尤其值得提到的是,1982年底在上海舉行的“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這次會議是建國以後的第一次關於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專題性學術會議,它不僅對掀起整個文化研究熱潮,而且對我國地域文化研究熱點的形成都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進入90年代以後,地域文化的研究成為熱點,本學科也在迅速發展中日趨成熟。

這一時期的地域文化研究有兩大特點:一是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或者利用文化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切入,對地域文化進行總體的分區分類的研究;二是從文化學的角度入手,進行全國性的,更多的是對一定地域範圍的文化進行研究和闡述。下面將從這兩個方面作些介紹和分析。

()文化分域分類的討論

地域文化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凝聚和累積而成,其賴以生存的地域則是客觀存在的。所以,還在七八十年代,一些地區就成立了學會並開展地域文化的討論,其中如楚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的研究比較活躍。1982年的上海學術會上就有人提出,我國文化可按歷史地域分成齊魯、三晉、吳越、楚、巴蜀諸文化。[1]此後,有不少文章較系統地討論了文化域分及其相關問題。

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中國地域文化域分的理論方法及時空特點的,如譚其驤的《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復旦學報》1986年第2)、《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歷史地理》第10輯,1992),盧云的《論文化的傳播與文化區的變遷》(《復旦學報》1986年第2)、《文化區:中國歷史發展的空間透視》(《歷史地理》第9輯,1990),夏日云和張仁勳主編的《文化地理學·文化地理區域》(北京出版社1991年)。

關於文化區和文化地域性特徵的具體研究的論著比較多。其中與文化起源有關的,如蘇秉琦、殷瑋璋的《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文物》1981年第5)、嚴文明的《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陳連開的《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彙聚與輻射》(《北方民族》1988年第1);按文化要素探討中國文化區及文化地域特徵的,如周振鶴、遊汝傑的《方言和文化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1984)、《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韓養民的《中國風俗文化與地域視野》(《歷史研究》1991年第5);斷代探討文化區和文化地域特徵的,如周振鶴的《秦漢宗教地理略說》(《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3輯,1986)、《秦漢風俗地理區劃淺談》(《歷史地理》第13輯,1996)、陶禮天的《司馬遷的地域文化觀》(《中國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史建群的《戰國秦漢世風的區域性特徵》(《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陳橋驛的《中國古代的方言地理學——〈方言〉與〈水經注〉在方言地理學上的成就》(《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1)、盧云的《漢晉文化地理》(陝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按一定地域研究文化區和文化特徵的,如周振鶴、遊汝傑的《湖南方言區劃及其歷史背景》(《方言》1985年第4)、司徒尚紀的《廣東文化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張偉然的《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綜合探討全國文化地域差異和文化中心變遷的,如陳正祥的《中國文化地理·中國文化中心遷移》《三聯書店1983年》、周振鶴的《從北到南與自東徂西——中國文化地域差異的考察》(《復旦學報》1988年第6)等等,不勝枚舉。這些論著不僅對中國文化進行了不同時段、不同範圍,或綜合性、或單項文化要素的區劃研究,同時也討論了有關區域文化的理論、方法以及區域間的差異或特點。

在對地域文化進行分類研究方面,如李桂海的《對我國地域文化發展特點的一點思考》(《云南社會科學》1989年第3),將全國文化分為河谷型、草原型、山嶽型、海洋型等四種類型,並討論了每一種類型的特點。他認為四種地域文化交流碰撞的結果,總的趨向是河谷型文化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而其他類型的文化卻相對發展緩慢,有的甚至被同化,因此他著重討論了河谷類型的文化。這種分類法比較超脫,只要屬於某類的可以跨越時空地歸為一類。這種分類研究性的文章極為少見。還有陶禮天的《司馬遷的地域文化觀》涉及到文化類型問題。他在研究司馬遷的文化域分時指出,從整體上看,司馬遷基本上已區別出中國南方的江湖沼澤文化、東部的海岱文化、西北部的內陸草原遊牧文化和中原高度發展的農耕文化這四大類型。這是將類型與地域性結合的分法。還有專就某種類型文化進行研究的。

()地域文化的編撰和具體內容的研究

80年代末到90年代地域文化的編撰處於高潮期。一是編寫中國地域文化叢書,已出版的有俞曉群主編的《中國地域文化叢書》,包括中原文化等12種。二是一定地域內的文化叢書,如《楚學文庫》,其中分門別類有若干種楚文化著作;三是特別區域範圍的文化撰寫與研究,如徽州文化、海派文化等,高壽仙的《徽州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許霆的《海派文化與吳文化散論》(《吳中學刊》1991年第1),是這方面專著或研究性論文;四是山水文化的研究,如海洋文化、長江文化、黃河文化、長白山文化等等。其中長江文化首屆研討會,1995年在武漢召開,還出版了《長江文化論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和李學勤、徐吉軍主編的《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宋正海的《論中國海洋文化傳統及其特點》(《光明日報》199612),簡明扼要地闡述了我國傳統的海洋文化,並指出其為海洋農業文化型與商業文化型的西方海洋文化同為世界海洋文化的兩個基本模式。此外,還有全面簡述全國區域文化的,如李勤德的《中國地域文化》(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年)。

至於現今正在編寫的中國地域文化叢書,屬於全國範圍的就有好幾家。其中規模最大的要數馮天瑜、林幹主編的《中國地域文化大系》,將由華北五家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

()問題與展望

我國地域文化的研究雖然進入高潮,若冷靜下來思考,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地域文化學,包括學科建設在內,都還存在不少問題,試舉例論說如下。

1.地域文化學的定義和地域文化學與文化地理學的區別問題

什麼叫地域文化學?它與文化地理學(或稱區域文化地理)有何區別?這兩個問題是學者們感到困惑而又無法回避的問題。以往從定義上討論文化地理學的較多,討論地域文化學的則較少,而且也比較晚。

關於地域文化學的定義有兩種意見比較有代表性。俞曉群等認為:“地域文化或稱區域文化’,是一門研究人類文化空間組合的地理人文學科,在某種意義上大同於文化地理學。”[2]這是一種意見。金濤聲的看法則可作為另一種意見的代表。他說:“文化學告訴我們,區域文化是某一區域的文化過程,有其萌生、成型和發展的歷史。反映其歷史的全過程,揭示其獨特形貌,是區域文化史研究的任務。”[3]

至於地域文化學與文化地理學(或區域文化地理學)的區別問題,俞曉群等說:“(地域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大同於文化地理學。它們都是以廣義的文化領域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附加在自然景觀之上的人類活動形態,文化區域的地理特徵,環境與文化的關係,文化傳播的路線和走向以及人類的行為系統,包括民俗傳統、經濟體系、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社會組織等等。但在某些方面,地域文化又與文化地理學有著明顯的區別。一般說來,文化地理學是以‘地理學’為中心展開文化探討的,其中的‘地區’概念具有極強的地理學意義,它疆域明確,系統穩定,與現實的‘地區’是吻合的。而地域文化是以‘歷史地理學’為中心展開的文化探討,其‘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襲或俗成的歷史區域,它在產生之初當然是精確的,但由於漫長的歷史逐漸泯滅了它們的地理學意義,變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丁遷移,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區了。如‘齊魯’概指山東,‘關東’泛稱東北等,在這裏‘地域’與‘地區’的概念是有區別的,這是地域文化與文化地理學的‘小異’之處。”[4]李勤德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區域文化是在某特定地域出現的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它幾乎和‘文化地理學’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是‘地理’和‘區域’的差別,是地區精確與模糊的差別,也就是地理學和文化學的派生學科的差別。文化地理學注重現實狀態,區域文化注重歷史發展。但生存環境產生的經濟文化形態卻是兩者都相當重視的要素”。[5]關於“文化地理學注重現實狀態、區域文化注重歷史發展”問題,周振鶴的意見則不同。他說:“文化的發展既有時代的變遷,又有地域的差異。一般而言,前者是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後者是文化地理的基本內容。但其實在講時代的變遷時,往往及於地域的差異,研究地域差異時,則非及於歷史的變遷不可。地理學的任一分支幾乎都可以只研究當代,而不及於以往,唯獨文化地理,若不追索歷史,則無從起手。就這個意義而言,文化地理已隱含著歷史文化地理的內涵。”[6]

總的來講,作為一門學科而言,如果它與相鄰的另一門學科“大同小異”,或者“非常相似”的話,它就沒有獨立存在的意義,也就不成其為一門學科,那就會地域文化學等於文化地理學了。相對而言,金濤聲關於地域文化學的定義是比較切近的。

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較分析,似乎可以這樣說,地域文化學研究和闡述地域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具體過程和規律性,並結合文化生態環境揭示其特徵、識別其類型和主體精神。雖然在研究文化的區劃及地域特點上與文化地理學有相通之處,但“文化區的劃分往往是文化地理研究的歸宿”[7],而地域文化學則以文化區劃為研究的基點,這是兩個學科的區別之一。區別之二,在文化的內容上,文化地理學偏重地理;而地域文化學重在文化內容的闡述,並注意文化的地域色彩。其三,在文化要素方面,文化地理學的目的在區劃,重在選取能夠反映區域特徵的主導因素作為分區指標來研究;而地域文化學在文化要素方面雖要突出重點,但盡可能地全面反映整體文化面貌。其四,在所研究的地域中的亞區方面,文化地理學把亞區的比較研究視為重點所在,著力於亞區差異的論述和文化分佈;而地域文化學雖也關注亞區差異,但重在整體地域文化的總體把握和闡述,在一般情況下則比較淡化亞區差異。總之,這兩個學科雖然在某些理論和方法上同其他一些相鄰學科一樣有互相借用的情況,甚至在研究文化的區劃及其地域特點時有相通之處,但總體講來,文化地理學是地理學的派生學科,而地域文化學是文化學的派生學科,它們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及學科主要方法判然有別,是兩個不同的學科,絕對不可強拉硬扯等同視之。

2,地域文化的地域特色問題

80年代地域文化熱興起以後,所出版的文化地理學與地域文化學的論著中,有的文化地理著作給讀者的印象就像一部地域文化史,而有的地域文化史也未能很好地體現地域文化的特徵。所以,周振鶴批評說:“現時的一些文化地理著作中往往地理意識不強,所謂地域文化不過是該地區文化史的綜合而已,既未能揭示該地區與全國其他地域的差異,亦未能發現該地域內部的差異。”[8]周振鶴的批評比較尖銳,但也反映了現實存在的某些狀況。這些問題的出現,表明這兩個學科還不很成熟。解決這些問題,除了要明確地域文化學與文化地理學的區別外,還應加強地域文化特徵及文化發展規律性的研究。

3.其他問題與研究

(1)具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是學科健康發展的保障。地域文化學在理論和方法方面的研究還相當薄弱,而且遠遠落後於文化地理學,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是地域文化學發展的需要,也是地域文化學的重要研究課題。

(2)地域文化的類型研究,成果少見,李桂海的四分法是一種可貴的探索,但還存在不少問題,如他把三國時吳國境內的山越歸入山嶽型文化是可取的,而將戰國時期的楚國和近代的藏族文化作為山嶽文化的代表則是值得商榷的。而且四種類型均以地理為依託是否恰當也還有討論的餘地。若加強這方面的討論,對學科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3)地域文化的地域是精確還是模糊,這是文化本身所造成的現象,並非地域文化學與文化地理學的差異。任何一種文化地域都是特定歷史橫斷面的空間結構,也就是說它的穩定性是相對的。隨著文化的發展變化以及政治、軍事、移民和其他因素的作用,文化地域難免會出現整合或分化以及地緣性的進退。因此,就需要時段(或斷代)區劃方面的研究,過去周振鶴、盧云等人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尚有大量的空白存在。這不僅是文化地理學的研究課題,地域文化學也應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同時,在這個基礎上,需要不斷加強斷代地域文化的研究。

(4)文化由若干因數(或要素)所構成,是一種複合體。在現有的地域文化著作中,有的主要要素不全;有的某些要素缺環甚多,或有頭無尾,或有頭有尾缺中間。這些不足的出現,除了資料本身的短缺之外,更多的則屬於研究方面的問題。今後若能加強文化要素的專題性研究,必將有益於地域文化學研究的深入進展。

(5)地域文化學應當包括地域文化志,但要將地域文化志與地域文化史加以區別。地域文化志的體例應當比較接近傳統的方志的寫法,分門別類,詳今略古,具有較強的資料性。不可忽視地域文化志的撰寫。

以上所論及的一些問題和研究課題,很多都屬於荒原,有待學者們去開墾。展望未來,可以這樣說,地域文化學將是文化大學科中最富生氣的學科之一。



[1] 張寧等:《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紀要》,《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1984年。

[2] 俞曉群主編:《中國地域文化叢書·編者劄記》,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 金濤聲:《中國區域文化·序》,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年版。 

[4] 俞曉群主編:《中國地域文化叢書·編者劄記》,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 李勤德:《中國區域文化》,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年版。

[6] 周振鶴:《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序》,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 周振鶴:《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序》,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 周振鶴:《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序》,复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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