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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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楚文字的演變規律 - 发布时间:11-05-31 07:56

論楚文字的演變規律

羅運環

(武漢大學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楚文字资料极为丰富而有特色。对其字体演变规律的研究,不少学者多所涉及,笔者也曾作过一些探索,但尚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从这一方面进行探研,不妥之处,恭请方家指正。

一、字形的总体变化形

楚王族的先人在夏初时已由中原进入荆楚地区,[1]他们最初使用文字的情况如何,尚不可考,目前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楚国文字资料是楚公家钟和楚公家戈铭文,楚公家应是楚君熊渠,[2]据《史记·楚世家》,熊渠时处周夷王至厉王之世,其所铸铭文当在西周中晚期之际,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9世纪后叶。这是已知的楚国所使用文字的最早时间。

从公元前9世纪后叶起到公元前3世纪初楚亡国为止,楚文字经历了6个多世纪的演变历程。

春秋战国之际以前,金文是主要文字资料,文字仅见篆体。从楚公家编钟、楚公家戈、楚公逆编钟、楚公逆钟铭文来看,西周中晚期,楚国金文中有些字,如

[3]

写法比较古老,笔画较粗且收尾呈尖状,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一些商末周初的金文形体。

从春秋早期开始,金文楚篆的笔画逐渐线条化,字形则向长方形过渡,并逐渐规整化。到了春秋中晚期,不仅出现了楚王熊审盏铭文为代表的成熟、工整的长方形楚篆,而且出现了以王子午鼎、楚王熊璋戈铭文为代表的美术字(垂露篆和鸟篆),更多的是如王孙遗者钟等铭文那样带有美术韵味的线条流畅而字形修长的楚篆。不过,在春秋战国之交,那种工整的楚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带有美术韵味字的写法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楚同中原王朝及其他诸侯国一样,随着社会剧烈的变革,文字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人们使用文字着意于方便实用,字形开始向隶书方向加速变化。

大约从战国初年开始,文字笔划就出现了隶变的现象。进入战国中期以后,楚国金文,尤其是楚简帛书字形普遍开始由长方形变为正方形,甚至于扁方形,[4]工整的楚篆以及美术字也不断受到隶变文字的影响。到了战国末年,便被隶变程度比较高的隶变篆字所取代,楚王熊悍器群铭文字形就是如此。与此同时,美术楚篆也受到了影响。

二、体字和基本偏旁的化和隶变

楚文字上承商周之际文字演变的惯性而不断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错综复杂的,但总的来说,是其象形、象意特征逐渐退化和符号化,实际上也就是独体字和基本偏旁的不断简化及隶变的过程。这个过程虽也是整个汉字所共有的,但楚文字的经历自有其特色。

简化是字形,也就是独体字和基本偏旁的总的发展趋势,主要的演变规律,它将笔画繁复的文字变得简单方便。举例论说如下。

 [5]

[6]

[7]

[8]

上例第一字“”为形声字,从古声,外匡象器形;第二字象倾倒金属熔液的场景;第三字象树木生长状;第四字象贝之形。这四个字属于独立字或基本偏旁,都是保持原图形总体形象的简化,可称之谓“总体性简化”。[9]其中铸字的简化程度很大,形成了唯楚特有字。

总体性简化是一种常规方式,另外还有比较特殊的简化方式,例如:

[10]

[11]

   [12]文本框:  文本框: 上下

公孙 上下  至于[13]

前两个字只截取了象征性最强的部分,可称为“截除性简化”,这类简化字,起初往往以简化符号“=”代替截除部分,后来有的就像“为”字一样进一步省去简化符号。上例的第三个字去掉中间的两个“口”后,将上面的两个“立”合而为一,这类情况属于“并画性简化”。[14]第四、五,即公孙两个字中间共一个“口”字;第六至七,即上与下、至与于四中间分别共一横画,这种现象属于“合体并画”,其下均有合文符号“=”。此特别的简化方式虽通行于整个古汉字,但由于楚人的取舍的不同,也使得“马”、“为”等字成为楚字的特有形体。

另外,与简化相反,还存在一种字形的繁化现象:有的在文字上增添装饰性的笔画;有的为了避免形近字的混淆而增添笔画以示区别;有的则在文字的上方或下方增添短小的横画,如:

     [15]

    西    [16]

甲字曾加所包围符号,目的可能与形近字相区别。上、下、西、角四个字增添横画不见有什么实际意义,其目的何在,至今还不能作出圆满的解释。以上三种情况,前者多见于美术字,其笔画增添的幅度有大有小;后两者通常只增添一两笔,繁化的程度很轻微。从全部实用文字来考察,这类繁化字为数并不算多,没能影响文字简化的总体趋势。

隶变发生在战国时代,一般来说是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篆体,在楚国则主要是用平直、简便的笔法改造篆体,实际上也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字简化。如:

  [17]

 [18]

       集、[19]

[20]

 (府)[21]

 [22]   

其中:“大”为正视人形;“纟”为一束丝形;“集”所从的“隹”原为鸟形,用隶变的笔法进行了改造,改造后则其同纟、大等字一样,原象形的形体因遭分解而失去了象形性。这种现象或称之为“讹变”。“金”字被隶变的笔法改变后,笔画也不见减少,但都比旧有形体便于书写。府、室二字经隶变改造,原有包围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府、室变为上下结构。由于楚人审美观及隶变笔法的不同,造就了像大、纟、集、金、府、室等许多楚国独特风格的形体。

经过简化和隶变改造,一些文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但并没有改变其象形表意的性质。在以上所举字例中,如:铸、木、楚、贝、大、纟、集、金、府、室等字,仍然保持了原有文字的总体形态;马、为等字则保留了原有文字的最有特征的部分,成为一种特征性象形字。甲字隶变改造后更可与七字相区别。总之,简化、隶变后的字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其象形表意的特征,同时更便于书写,更加适应于社会的发展需要。

三、文字的分化与异构

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必须适应于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是无限的,而文字的发展却是有一定限制的,以有限的文字去记录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往往又不能不以现存可以利用的文字来代用。当一个字所承担的音或义过多,在使用中则易造成理解上的困惑。为了解除这种困惑、或更精确地记录语言,就必然出现文字的分化,即从一个字派生出几个不同的字,用以分别承担其原有过多的或不同的音义。如:

 [23]      女(安-焉) 安(焉)   [24]

 女(如)     如(诺)[25]

毋(母) 母(毋)呣(毋)[26]

   [27]

() ()   [28]

箕(其)  [29]

         [30]

从第一例中以母为偏旁并用作毋的如字反映了女、母曾经通用(甲骨文中已有此例)的情况,但战国时代女、母作为独立字早以分化;以横画取代点画的毋字的出现,表示毋与母正处于分化中。这是一种不增加偏旁、仅在原字上加区别符号而造成异体分化的情况。

不过,在分化字中,更多的则属于增加偏旁的分化,以上诸例中的“如”、“”(义为上行)、“鼓”(义为击鼓)等字,都是利用原形增加偏旁组成新字并分担原字所兼有关义项的字例。而最后列举的其字是一个较复杂的分化字。其字本为箕的象形字,下部增加偏旁变为形声字。到战国时简化得仅剩下部丌。此字兼有箕及其、期、基等义项,春秋战国时分别增加日、竹、土等偏旁遂分化为四字(这是仅就上面列举字形而言,实际上其字的分化字是不只四个的),而所从的偏旁其也随着其字的简化而同步简化。

分化是战国时代造新字(主要是形声字)的重要途径。这些分化字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属于增加义符而成为形声字的,所以它们在音韵上是相通的,故又可以互相借用,即所谓“通假”。分化虽行于整个古汉字,而楚国的分化字与简化的偏旁相结合,出现了像“”及简体期等大量具有楚文化特色的新字。

异构也是文字演变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前面列举过的“马”、“为”、“其”、“期”等字在简化和分化中产生的一些异体字,就是所谓文字异构现象。

文字异构的形体在楚文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综合起来看,主要有偏旁变异和整体异形两类。如

 (忌) (忌(期-忌) [31]

      [32]

     [33]  

    [34]     

   [35]

第一例是音符其已互代,第二例是音符缶、呆互代,第三例是义符日、月互代,第四例是义符艸、竹互代,这些都属于偏旁变异的异构。第五例则是整体异形的异构,文字异形以战国为盛,整个古汉字如此,楚文字尤其突出,出现了、賲、、岁、席等不少特有形体。

文字异构现象的增多是文字使用、普及过程中的产物。异体有利于文字的发展,但过多的异体会影响文字在社会上的交流,淘汰异体达到文字规范化,贯串于整个文字发展过程。不同的地区对异体的淘汰是不尽一样的,如铸字就有象意和形声二体,秦系文字淘汰象意形体,而楚国则淘汰了形声体,楚公家钟铭文的铸字就是形声体,其字形作: [36]入春秋以后此种形声体被淘汰,不复再见,通行的则是象意的形体(见简化字例所引铸字诸形体)。

在字形变异中还有一种文字讹变的现象。前面列举过的大、纟、集等字,是在隶变改造中出现的讹变异体字。但也有一些讹变字与隶变无关,如:

    [37]

         [38] 

    [39]

     [40] 

   酉(酒)[41]

第一例的於字,原为乌的象形字,西周中后期,其头部笔画开始分离,逐渐讹变为从乌从人,第一形是其简体,第二形显示出该字的进一步讹变,第三形是第二次讹变后的简体。第二例的鼎字,原为象形字,借用贞后,在其上部增加“卜”而与原字形分解成为两个形体,并长时间混用。春秋中后期以后,楚国的独体鼎字仅用从卜的字形,战国中期为了加以区别而将其下部省去后作为贞字专用字,不省者即为鼎的专用字。战国中后期作为鼎字的字形,其下部讹变为从火或从皿。第三例酉字的讹变饶有趣味,酉原本为酒器象形字,战国中期酉字中间讹变为从木,后将中间的“木”移出,又进一步讹变为从木从酉的合体字。或省木后恢复春秋时酉字的写法。

以上从楚文字总体演变形态,以及楚文字的简化、繁化、隶变、分化、异构等各方面初步作了一些探讨。从中可见,楚文字虽有自己特有的演变规律,但这种演变都在古汉字总体变化的范围之内,殊途同归,最终为秦文字的整合奠定了基础。

 

编按:本文收录时,依据新的电脑技术,对古文字重新复制,在尽量保持原有古文字字形的基础上,适当地引用了少量新发现的字例。

 

 

(本文原载《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

 



[1]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张亚初:《论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武汉:《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3]“楚”、“公”、“其”、“大”、“金”见于楚公家钟,载中国社会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00042-00043号。“且”、“唯”见于楚公逆编钟,编钟图片见于《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北京:《文物》1994年第8期。

[4] 罗运环:《论楚国金文月肉舟及之止出的演变规律》,《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楚金币爯字新考》,《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论楚玺及其他》,《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4-197页。

[5] 分别见于楚屈子赤角簠、楚王酓簠和包山楚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2461204551号;《包山楚简》第265号。

[6] 分别见于楚嬴匜、楚子簠、鄂君启节、楚王、铸客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027304576121100247902298号。

[7]1例见楚公家钟偏旁“木”、第4例为楚王酓鼎“楚”字所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2402623号;第2例见楚王酓审盏“楚”字所从,载《江漢考古》1992年第2期第65頁;第3例见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图版》,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甲五·33

[8]1-3见楚公家钟“宝”字所从、第5形见王子婴次炉“婴”字所从、第6例见铸客为王后鼎“府”字所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4300045000441038602394号。第4形见于楚公逆钟“宝”字所从,载《文物》199487页图8.3;第7例“赐”字所从,见《包山楚简》第143号。

[9]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1页。

[10] 1例见曾姬无卹壶“匹”字所从、第2例见鄂君启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971012112号;第3例见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签1、简457例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大象出版社,2003年,乙三21、甲三99、甲三233号;第689例见《包山楚简》牍1、简247249号。

[11] 1例见楚叔之孙途盉、第5例见鄂君启节、第6例见楚王酓忓鼎、第7例见铸客鼎、第8例见另一铸客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942612110027940230002298号;第2例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乙三7号;第34例,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4994号。

[1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81132号简。

[13] 12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69145号;第34例见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图版》丙七·3、丙六·3

[14]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1页。

[15] 1例见楚公鄂钟,载《文物》199486页图6;第2-4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18690185号。

[16] 1-4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1062153180号。

[17] 12例分别见于两枚不同的楚公家钟、第4例见鄂君启节、第6例见铸客为大后官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42000441211002395号;第3例见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图版》甲六·25;第5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28号。

[18] 1例见楚公家钟孙字所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42号;第2例见绣字所从、第3例絑字所从、第4字所从、第5例纷字所从,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54170268271号。

[19] 1-4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34164209号。第5例见楚王酓鼎、第6例见楚王酓忓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262302794号。

[20] 1例见楚公家钟鍚字所从、第2-4例见3件楚公家钟钟字所从、第6-7、例见王孙遗者钟、鄂君启节、陵君鉴的金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42-000451211210297号 ;第5例见山西新出楚公家钟金字,载《文物》199486页图6;第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112118号。

[21] 1例见鄂君启节、第5例见铸客为王后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211002393号;第4例见大府镐,载《文物》1980828页图2;第23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3181号。

[22] 1例见曾姬无卹壶、第4567例分别见于3件铸客豆、第7例见于铸客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971004675046760467804507 号;第23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126233号。

[23] 1例为“嫁女”的女字,见《长沙楚帛书》丙二·3

[24] 1例为“君子不自留女(安-焉)”之安,见《郭店楚墓竹简》缁衣41号;第2例为“州人安(焉)以小人告”之安、第3例为地名“安陵”之安,见《包山楚简》144105号。

[25] 1例为“君子女(如)此”之如,见《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3号;第2例为“过如”之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04号;第3例为“莫敢不如(诺)”之诺,见《郭店楚墓竹简》五行45号。

[26] 12例为“新(亲)母”之母、第4例为“尚毋有羕(恙)”之毋、第5例为“尚毋又(有)咎”之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202214221226号;第3例为“毋(母)弟”之母,见马承《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昔者君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号;第例为“母(毋)思”之毋,见《长沙楚帛书》甲七·20;第7例为“尚呣(毋)又咎”之毋,见天星观(M1)楚简。

[27] 1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85号;第2例见鄂君启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2113号。

[28] 13例见王孙遗者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261号;第2例见《郭店楚墓竹简·六德》39号;第467例分别见3枚王孙诰钟,载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等编《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72页图134c165页图132c155页图128A;第5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56号。

[29] 1例见楚公家钟、第2例见楚王钟、第3例见王子申盏、第4例见楚王酓章镈、第5例见楚王酓章钟、第6例见鄂君启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420005304643000850008312113号;第789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91127168号;第10例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第2-021号。

[30] 1例见王孙遗者钟、第3例见王子申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26104643号;第2例见王孙诰钟,载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等编《淅川下寺春秋楚墓》,173页图134d;第4、6、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15212623号。第5例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甲三44号。

 [31] 1例见王孙孙遗者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261号;第2例见王孙诰钟,载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等编《淅川下寺春秋楚墓》148页图122;第3例见《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30号。

[32] 12例见两枚楚公家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4200042号;第36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21226号;第45例,见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第M1-14M1-13号。

 [33] 12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209号;第3例见楚王酓忓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2794号;第4例见《望山楚简》M2-1号。

[34] 1例见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71号;第2例见江陵天星观M1遣策简;第3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63号。

[35]1例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第2-06号;第2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65号。

[36]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册,楚公家钟00042号。

[37] 12例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甲三-304、甲三-204号;第3例见钟、第56例见鄂君启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3812110号;例,第47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023号。

[38] 1例见倗之漮鼎,载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等编《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12页图91.3;第2例见鄬子鼎,载河南省文物文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256页图244;第3例见卲王之諻鼎、第7例见楚王酓釶鼎、第8例见楚王酓鼎、第9例见集脰大子鼎、第10例见楚王酓忓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228802479026230209602794号;第4例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第2-14号;第56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54265号。

[39] 123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21220号。

[40] 1例见楚公家钟宝字所从、第3例楚王酓章镈酓字所从、第4例见鄂鄂君启节、第5例见郾客铜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第00042000851211210373号;第2例见楚王酓审盏酓字所从,《江漢考古》1992265頁;第67例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5227号。

[41] 12例为“酉(酒)飤(食)”之酒,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332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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