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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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影響 - 发布时间:11-06-04 10:22

楚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影響

羅運環

(武漢大學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先秦時代,楚國歷經八百餘年的發展,由僻處丹陽一隅,到擁有中國半壁河山;從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問鼎中原,飲馬黃河,不斷地發展壯大,成為“天下強國”。此間,楚國不僅位列“春秋五霸”、“戰國七雄”,而且創造了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楚文化。秦滅楚後,海內一統,而楚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則流傳至今。

 

屈原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

 

一個民族不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還要有體現本民族精神的典範。楚國的屈原就是這樣一位跨越時空、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典範。

屈原見聞廣博,“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為人“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在受懷王重用期間,努力實行其“美政”理想。他主張以法治國,“舉賢才而授能”,並從制訂“憲令”入手改革內政。在外交上,則竭力主張改傳統的聯秦政策為聯齊抗秦政策。這兩方面的改革雖符合歷史實際,有利於楚國的發展,但觸動了一些權貴以及秦國的利害關係。內外反對勢力因此互相勾結排擠誣陷屈原,懷王不能明察,怒而疏遠屈原。頃襄王即位後,又偏聽“短屈原”的話,將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並不因被放逐而改變“前志”,而是時刻“眷顧楚國”,為表達其“存君興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之意,以辭賦進諫。他痛恨那些禍國殃民的奸佞黨人,同情人民的疾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國殤》一章,熱情歌頌那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在極度的抑鬱苦悶中,他多次產生“遠遊以自疏”的念頭,但或以“覽民尤(災難)以自鎮”(《九章·抽思》);或因“懷乎舊宇”,終於沒有離開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國為止。正是這種執著的愛國情懷,似“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頌》)的“後皇佳樹”,構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來,歷史選擇了屈原這個實有的歷史人物,充當體現中華民族的精神的典範。歷代帝王著眼於屈原“竭忠誠而事君”(《九章·惜誦》):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為昭靈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為“忠潔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為“忠節烈公”(《舊唐書》、《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學者多從儒家角度,引經據典評論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漢代劉安首次把屈作楚辭同《詩經》的《國風》、《小雅》相提並論,並對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評價:“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序》引)。宋代晁補之認為:屈原愛君,“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辭,“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之時”,可與儒聖同等。故他說:“原之敬王,何異孟子?”(《雞肋集》朱熹認為:屈原“乃千載而一人”,其“忠君愛國之誠心”,不辨自顯;其書可以發“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常)之重”(《楚辭集注》)。皆意欲將屈原納入正統的儒家範疇。而人民則因屈原的愛國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僅在他的故里秭歸和投水的汨羅江畔修建了屈原廟、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還以端陽節吃粽子和賽龍舟的形式來紀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甚至於不同的國度,都具有強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所倡議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誠如毛澤東所言:“(屈原)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裏。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

 

屈宋辭賦與中國文學

 

先秦時代,隨著(《詩經》)熱的衰落,以楚辭楚賦為代表的文學崛起於楚國,並將我國詩歌創作推向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高峰。所謂自風雅(指《詩經》)寢聲,莫或抽緒(繼承),奇文鬱起,其《離騷》(代指楚辭楚賦)哉!(《文心雕龍·辨騷》)即指此而言。與此相應,湧現了以屈原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內的楚辭、楚賦的作家群體。其中,屈原以楚辭著稱,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而以楚賦見長。而水準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為宋玉,故後世或以屈宋並稱。

    楚辭作為一種文體,在民歌體式的基礎上,開拓了宏大的篇體和錯落有致的句式。擺脫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的束縛,節奏韻律富於變化,表情達意更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創的這一文體,發憤以抒情(《九章·惜誦》),充分地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把執著的人生追求與愛國主義思想融為一體。故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還采用一系列的藝術手法,尤其是把當時流傳的巫文化引入辭章,神遊幻境,馳騁想像,開創了以現實為基礎、充滿積極浪漫主義特色的新文學天地,從而成為當世及後世文學藝術的典範。

《楚辭》同《詩經》一樣,是我國文學兩大源泉之一。歷代文人學者幾乎沒有不讀《楚辭》,沒有不受屈作楚辭影響的。他們追慕屈原,摹擬屈作楚辭,宋玉、景差開其端緒,入西漢而形成熱潮。漢代摹擬屈作楚辭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辭章句》所見11篇,如鄭振鐸先生所言,“不過百中取一而已”。漢代以後仿屈作者較多,唐代柳宗元“為騷文(楚辭)數十篇”(《舊唐書·韓愈等傳》);清初王夫之還將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辭通釋》一書中,尤為典型。屈作楚辭真可謂“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辨騷》)。至於“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吸引中國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研究楚辭,是屈作楚辭的一種深遠影響。對楚辭的整理研究當始於宋玉,在漢代、宋代、明清以及20世紀,都分別形成研究熱潮。20世紀的楚辭研究不僅專著多,單篇論文更多;涉及多種學科,影響更加廣泛。此外,楚辭對其他詩文、戲曲等等也影響至深。

《楚辭》在漢文化圈內影響也很深廣,它在唐代傳入日本,對日本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此外,還被譯為多種外語版本流傳歐美及俄羅斯諸國。

楚賦與楚辭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種文體。楚賦雖“拓宇於楚辭”(《文心雕龍·詮賦》),但它是在與楚辭完全不同的創作環境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來“好辭”,但因在襄王身邊奉命而作,受宮廷御用性質所決定,結果不是以楚辭見長,“而以賦見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故司馬遷將“辭”與“賦”明確區分開來。但後世學者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導致了對楚賦的忽略。

楚賦是一種問答對話的方式,鋪陳其事,極聲貌以窮文,韻散結合的文體。屈原的《卜居》、《漁父》發其端,宋玉的《風賦》、《釣賦》,始標賦名,“與詩劃境”(《文心雕龍·詮賦》),而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是賦的成熟之作,其寫法開漢賦名篇《子虛》、《上林》諸賦的先河,對漢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宋玉的楚賦諸篇及其楚辭佳作《九辨》,借助《楚辭》、《文選》、《古文苑》,得以廣泛流傳,影響後世。李白“屈宋長逝,無堪與言”、杜甫“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的詩句,分別表達了一些文人對屈原、宋玉的仰慕。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們的喜愛。總之,屈宋辭賦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文化韻味,感染國人,影響世界。

 

楚人的巫、道與中國的哲學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國的巫文化和道家學說。巫以楚為盛,道家學說是楚文化的特色內容,已為共識。這二者在中國哲學和宗教的發展過程中都發生過深刻的影響。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遠古時代的楚先祝融。祝融為帝嚳高辛的“火正”,主“司天”,因功顯名,故後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傳統。熊繹、平王、懷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的巫學大師則是被稱為“國寶”的楚臣觀射父。

就其內涵而言,楚國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種巫術、飛升成仙等等內容。它不僅滲透到楚國文學藝術等諸多層面,而且對後世宗教信仰影響深刻。如:先秦時代,唯有楚人以東皇太一為至上神。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太一出行圖》,太一在諸神中處於主神地位;漢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為至上神,顯然繼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為至上神的傳統。神仙觀念是道教的基本觀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終極追求。先秦時代的神仙觀有兩大系統,燕齊方士刻意於海上求取仙藥,楚地則重在借助靈物飛升成仙。楚地這種神仙觀及其各種巫術,都是後世道教神仙觀和道教法術的重要來源。

道家學說,淵源於晚商時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學思想的則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學生,楚平王的大臣,他的思想對楚國朝政產生過影響。入戰國中期以後,道家分化為兩大派系:即老莊學派和黃老學派。老莊學派以莊子為代表,黃老學派,主要有鹖冠子、環淵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學派中最富哲學內涵,對後世影響極為深廣。漢初,黃老之學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清靜無為,與民休息,治理戰爭創傷,使天下殷富,社會獲得穩定發展。東漢以後,道教興起,道家學說成為道教的理論基礎。老子被奉為教主,稱之為“太上老君”,其書《老子》被奉為聖典,稱之為《道德真經》。後來,文子、莊子也分別被尊為“通玄真人”、“南華真人”,其著作《文子》、《莊子》也被視作“真經”,列入道藏。魏晉時代,玄學興起,玄學以老莊道家的無為學說為本,探討綱常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最終使漢末陷入危機的名教重新煥發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儒、釋、道三教長期合流相容,老莊思想對佛、儒二家產生過重大影響。宋代理學開創者周敦頤的“自無極而太極”的理論,就來源於道家的“有生於無”,“複歸無極”(《老子》)。老莊道家學說幾乎在歷史進程的每一個階段都能發生思想共鳴。晚清民國初年,受社會危機與西方思想的影響,一些文人志士如譚嗣同、嚴複等,重新審視老莊文本,並從中發掘“民主”、“自由”的思想,再度將道家學說視為匡世安邦理論。當今世界提倡返樸歸真,回歸自然,遵從自然規律,加強環境保護,道家“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以及“無為而無不為”等思想,不僅在國人中,而且在世界上都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共鳴。

 

出土楚文化資料與現代學術文化

 

出土楚文化資料,主要是指考古發現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遺存,包括有文字的和無文字的兩類。其中一些重要的發現,在我國乃至世界學術界都發生過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因盜掘先後在安徽省壽縣和湖南省長沙楚墓,出土了著名的“壽縣楚銅器群”和“楚帛書”等重要文物資料。這兩大發現當時就在學術界形成了研討熱點。尤其是楚帛書流落到美國後,其研究也逐漸國際化,促進和掀起國內外的帛書研討熱潮,並為中國史研究走出疑古時代提供了幫助。

20世紀後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時期。

楚簡批數多,數量大,居全國先秦簡牘之冠。迄今為止已發現30餘批,其中已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長沙仰天湖(M25)楚簡、信陽長臺觀(M1)楚簡、荊門包山(M2)楚簡、荊門郭店(M1)楚簡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簡。尤其是郭店楚簡,資料一發表,就引起強烈反響,學術界接連在北京、美國、武漢舉行3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青銅器及其銘文也有重大發現,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啟節、河南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銅器群、湖北省隨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以曾侯乙編鐘編磬舉世聞名,複製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為我國音樂文化大增光彩。

楚國的貨幣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蟻鼻錢和金幣。蟻鼻錢,是一種有面文的仿海貝的銅質鑄幣。楚金幣是一種稱量貨幣。楚國是先秦時代唯一通行黃金鑄幣的國家。據初步統計,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土600餘件,總重量接近4萬克。其中江蘇省盱眙穆莊鄉南窯莊出土的11件“郢稱”金幣裏,有一件長122、寬8釐米,重610克,有完整的印記54個,半邊形印記6個,是所見最大最重的一件。這些楚幣不僅為楚文化學界所重視,而且也吸引了經濟學界人士參與研討。

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享有盛譽,而領先於東周列國的楚國絲織工藝則是先秦中國絲織工藝的代表。湖北江陵馬山1號戰國楚墓,出土絲織衣物38件,絲綢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種齊全,色澤鮮豔,被譽為“絲綢寶庫”,甚為絲織與服飾研究者所重視。

楚地多寶,地下礦藏豐富,湖北大冶縣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南北長2公里,東西寬1公里,開採時間上起西周下至漢代,出產過大量的銅礦,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國古代採礦和冶銅的生產情況,填補了中國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豐富多彩,對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於開發地域文化資源,也有利於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本文原刊於20000602《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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