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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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魚所出楚公逆鐘新論 - 发布时间:10-06-03 07:05

嘉魚所出楚公逆鐘新論

羅運環

(武漢大學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近些年來山西侯馬市北趙晉國墓地不斷有新的發現,尤其是1993年在晉侯邦父(晉穆侯)墓(64號)中意外地出土了一組(共8件)楚公逆(《史記》作咢,讀鄂)編鐘(均為甬鐘,每件都有獨立成篇的銘文,各篇內容相同,文字略有出入,有的長達68字)[1],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這自然也令人回想起此前北宋時期在湖北嘉魚縣所出土的楚公逆鐘。

嘉魚所出楚公逆鐘,初名“楚公鐘”,後又誤稱為“夜雨楚公鐘”或“楚公夜雨鐘”,直到孫詒讓認出逆字後,才逐漸有人改稱“楚公逆鐘”或“楚公逆鎛”,多稱楚公逆鎛。這是一件非常有名的青銅樂器,近世著名金石學家界振玉獲得本鐘的偽器後,甚至於以“楚雨”名其樓。本鐘自出土來,有不少海內外學者進行過著錄和研究,亦為楚文化愛好者所樂於稱道。故此特作一綜合考述。

 

一、楚公逆鐘出土的時間、地點與獻、毀問題

 

最早記述本鐘的北宋著名的文學家秦少遊(名觀,1049~1100年),所作《吊鎛鐘文》[2],較詳細地記述了本鐘的出土情況和困本鐘廢毀問題所引發的感想。其後,北宋末年的官僚、金石學愛好者石公弼(又名公輔,約1061~1115年)的鐘銘題記,以及著名金石學家趙明誠(10811129)的《金石錄》對本鐘的出土及進獻朝廷的有關情況也略有記述。這些記述都是比較原始的,但互有出入,因而在出土地點、出土時間、鐘的廢毀等問題上引起了後世學者諸多的誤解和爭議。

秦少遊說:“嘉魚縣傍湖中,比年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鎛鐘焉。”這段文字儘管真實中夾雜著一些神話,但有關本鐘出土情況的記述還是比較詳細的。

秦少遊死於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本鐘的出土自當在此之前,約哲宗之世(很可能就在哲宗紹聖和元符年間)。至於趙明誠“政和三年獲於鄂州嘉魚縣以獻”的“獲”,無論是就秦少遊的記述而言,還是以趙明誠《金石錄》的用語習慣而論,都只能是一般性的獲得之義,不應理解為出土。比趙明誠年歲稍長的石公弼的題記,“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一語,沒有提到出土,也證實了這一點。秦、石、趙三人的說法並不矛盾(詳見下),政和三年只是上獻朝廷的時間,出土時間則約在哲宗之世。

上引秦、石、趙三人的材料又涉及到本鐘的出土地點問題,秦少遊的出土“嘉魚縣傍湖中”說、趙明誠的“獲於鄂州嘉魚縣”說,所涉及的縣域是一致的,而石公弼的“武昌太平湖”說則似乎有異。民國年間,著名學者王國維調合二者的說法,謂“武昌(即鄂)、嘉魚南境相接,蓋出二縣間矣”。[3]今人李零則指出:“石氏所謂‘武昌太平湖’者當‘嘉魚太平湖’之誤。”[4]其實,王、李二人的考證和批評意見都是值得商榷的。

宋代的武昌縣即今鄂州市,民國年間(即王國維時代)的武昌縣在宋代為江夏縣(今江夏區),嘉魚縣在江夏縣(區)的西邊,宋代的武昌縣與嘉魚縣中間隔著江夏縣,相距大約幾十公里,是不可能南境相接的。王國維把民國年間的武昌縣與宋代的武昌縣混為一談,是錯誤的。且石公弼所說的武昌,不是指縣而是指與鄂州並行的武昌軍。宋代的武昌軍、鄂州以及級別低於州、軍的江夏郡三者的治所皆在江夏縣,轄區範圍也是相互疊合的。嘉魚縣在宋代屬於鄂州、或屬於武昌軍,都只是名稱不同而已。石公弼言“武昌太平湖”,中間省去了嘉魚縣,這與趙明誠省去太平湖而只言“鄂州嘉魚縣”、秦少遊只言“嘉魚縣傍湖”而不提鄂州或武昌軍一樣,都屬於稱謂角度的不同,而所指的地點都是一致的。“傍湖”的傍是就縣城的方位而言的,也就是太平湖。三人所言都是指太平湖,誰也沒有錯誤,後人不了解宋代的地方制度反而無病呻吟,徒勞筆墨。

秦少遊《吊鎛鐘文》還說,本鐘出土後,“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之武昌庫中,會其守(江夏郡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背時器,蓄之不詳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這一段文字又與石、趙二人的政和三年向朝廷進獻本鐘的說法是相矛盾的。細讀秦文有關這方面的內容,疑點頗多。“背時”即倒楣的意思。自古以來人們無不視先秦銅器為珍寶,為吉祥物的。作為一郡之守豈有視寶物為“背時器”,並亟命廢毀之理。即使郡守有此一說,又是否真的廢毀了呢?當時,秦少遊在政治上失勢,身遭貶逐,他借吊鎛鐘廢毀以抒發內心的抑憤情緒,並不用心考究鎛鐘是否真的被廢毀。其說不可視為真正廢毀的實錄。

南宋王象之所纂《輿地紀勝》(66)就已指出:“太平湖在嘉魚縣南三十裏,頃歲中涸,夜有光怪,掘之得古銅鐘,秦少遊為《吊鎛鐘文》即此。”清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76所記略同,當本於《輿地紀勝》。清代及民國年問所修《嘉魚縣誌》也採用了《輿地紀勝》的說法,但改“縣南三十裏”為“縣南十裏”,並改秦少遊《吊鎛鐘文》首句“嘉魚傍湖”為“嘉魚縣十裏太平湖”。可見,早在宋代人們就認為政和三年所獻太平湖古鐘就是秦少遊所記的古鐘,直到明清及民國年間,無論是全國性的志書還是有關省志和縣誌皆無異議。似乎可以這樣說,此鐘言毀而實存,故有政和年間獻鐘之事。

 

二、楚公逆鐘的器形、流傳與偽造

 

南宋榮芑的本鐘銘文拓本跋記云,本鐘曾落人一位名叫邵澤民的手中。紹興十四、十五年(1144年和1145年),秦檜兩次以書信索取,邵澤民無可奈何,托榮茂的兄長榮茂世將本鐘轉獻給秦檜,秦檜償以三千緡。[5]是南宋時本鐘流傳的有關記述。

清人陳詩《湖北金石存佚考》對榮芑跋記提出兩點質疑:其一,榮茂世為秦檜所深怨,邵澤民為何請榮茂世將自己所藏之鐘轉獻秦檜。也就是否定榮芑世轉獻的可能性。其二,石公弼題記既言此鐘已於政和年間上獻朝廷,邵澤民何從得而藏之並至紹興年間轉獻秦檜。他認為邵澤民獻給秦檜的是楚公逆鐘,而政和三年上進朝廷的則是楚公鐘。此說被繆荃孫《湖北金石志》所採納。其實,人事關係和古器收藏情況都很複雜,陳詩的兩點質疑和推論,皆為臆測之辭,不足為據。[6]榮芑所提供的有關本鐘流傳及收藏情況,沒有確鑿的證據,仍當成立。是本鐘政和年間進獻朝廷,後因種種原因歸邵澤民所收藏,繼而又落人秦檜之手。其流傳及收藏跡象皆可從榮芑跋記中尋得。

秦少遊《吊鎛鐘文》對本鐘形制有所描寫,日:“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甬、衡、旋、干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顯然,秦少遊所描述的是一件與山西所出楚公逆鐘相近似的甬鐘。

然而,榮芑跋記對本鐘器形描述則不太一致,其云:“鐘高二尺有畸(宋代1尺約31.2釐米),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榮芑說鐘的紐上坐一裸鬼,不符合紐鐘形制,“恐為誤傳”。[7]銘在鉦間,他說“銘在鐘裏”,錯誤也很明顯。其對本鐘形制的描述不可盡信。

本鐘形制為甬鐘,自清代阮元從其銘文中釋出鎛字後,多稱為鎛。但從銘文拓本來看,銘文周圍存在著明顯的鉦間邊框,而西周時的鎛尚未出現鉦間,故高至喜認為本鐘是一件甬鐘而不是鎛,“應正名為楚公逆鐘。”[8]李學勤先生則重新審視銘文後,亦改釋鎛字為鐘字。[9]

本鐘傳至秦檜以後,下落不明,不曾複得。王國維說:“乙卯(1915年)冬見於滬肆,為上虞羅參事(羅振玉)所得。”[10]羅振玉得此鐘後,不僅以“楚雨”名其樓,而且將其圖像拓本和銘文拓本著錄在其書《夢郼草堂吉金圖》1917年)。其後,不僅羅振玉本人的名著《周金文存》,而且其他有名的金文拓本集如鄒安的《三代吉金文存》、劉體智的《小校經閣金文拓本》也收人了此銘文拓本。其實,這是一件利用商周時代的越式大銅鐃[11]刻上銘文假冒楚公逆鐘的偽器偽銘。容庚先生《商屬彝器通考》指出,此“楚公鐘為吳中蘇某仿宋偽刻”,張光裕《偽作先秦彝器銘文疏要》則謂“達生師曾見造,楚公夜雨鐘乃嘉興湯安所刻,羅氏以二千銀元易得者”。究竟是蘇某還是湯安偽刻,姑且不論。但這卻是本鐘流傳過程中的一件趣事,也表明了本鐘的名氣和影響。

 

三、銘文拓本與銘文考釋

 

現存本鐘的銘文拓本均系翻刻,就來源而論,時代最早的是北宋石公弼藏本,附錄在清人阮元翻刻本王厚之《鐘鼎款識》(王厚之號複齋,此書亦簡稱《複齋》)書末。拓本右邊有石公弼和王厚之的題記,左下方有石公弼的“公輔”印記。第二個拓本是南宋秦檜子秦嬉藏本,後歸王厚之所有,著錄在阮元翻刻本王厚之《鐘鼎款識》書的中間。拓本右邊有王厚之題記,鉦部右邊框線的上方有宋末元初書畫家趙孟頫所鈐“大雅”印記,印記下“趙子昂”三字則為其字。拓本左邊有王厚之所鈐“複齋珍玩”印記,以及南宋榮芑和清人阮元的跋記。後世有關本鐘銘文拓本都源於此二者。如郭沫若的《兩周金大辭大系圖錄考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以及日本學者白川靜《金文通釋》等名著,也都是複印這兩個拓本。

清代翁方綱和阮元說他們親所見或所據以翻刻的本鐘銘文(二本)同王厚之《鐘鼎款識》的其他銘刻一樣,“皆(為宋人)就原器拓得者”,或原本“宋拓”[12]。容庚先生則其意不然,懷疑王厚之《鐘鼎款識》的大部分銘刻(除其所謂畢良史青戕十五種似是原拓外)非為原拓,楚公鐘兩本微有異同,則更是懷疑的重點之一。[13]儘管原本已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毀於火災而不能直接加以對證,但容先生並沒有充足理由,且翁、阮皆親身所見或所據以翻刻,他們的說法則是有根據的,不可輕易推翻。以山西所出楚公逆編鐘銘文驗證,如“唯”、“公”、“逆”等字如出一範,確證翁、阮所見應為原拓,今日流行的阮刻本當據宋本原拓翻刻。

本鐘銘文均為反書,出土時銹蝕嚴重,加上剔鏽和翻刻所造成的問題,某些文字已經失真,給銘文考釋帶來極大的困難。

據王厚之《鐘鼎款識》和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著作的釋文來看,宋人已釋出一些較易識別的字(包括個別釋錯的字),所釋情況是:

唯八月丁巳楚公□自作   

夜雨雷□□□曰□□八克

□□□公□其萬年壽

□市□□孫子其永寶

宋代以後,有不少學者進行考釋,其中比較重要的:清人阮元認出了“鎛”字[14];晚清孫詒讓認出了楚公之名“逆”字[15];錢坫認出了“厥名”二字[16]20世紀30年代丁山將“夜雨(雷)”改釋為“吳雷”,並謂即楚先祖“吳回”[17]90年代初黃錫全、李學勤先生各從不同角度論證“夜(或吳)”字隸定上的錯誤並將其改釋為“大”字。[18]此外,李學勤先生還改釋“鎛”字為“鐘”字。至此,本鐘銘文雖還有某些字難以確釋而存疑待考,但已大致能夠通讀,可隸定為:

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

大雷鐘,厥名曰:□□□

□□□□逆其萬年壽

□□□□,孫子其永寶。

至於本鐘的鑄造年代,還是在孫詒讓釋出楚公之名逆字並考證為楚君熊咢以後才明確的。熊咢為楚君是在周宣王二十九年至三十七年(西元前799~前791年)之間。因此,本鐘以及山西所出楚公逆編鐘皆鑄造於西周晚期的周宣王時代,熊咢在位的九年之中。

史籍關於熊咢的事蹟屬於空白,本鐘及楚公逆編鐘的出土則填補了楚史這一空白,必將大有益於楚史楚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

 

 

(原載《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基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8期。

[2] 見秦少遊《淮海集》卷31。清代和民國年間所修《嘉魚縣誌》引用時個別地方略有改動。

[3] 王國維:《淮海集》卷31.清代和民國年間所修《嘉魚縣誌》引用時個別地方略有改動。

[4] 李零:《楚公逆鎛》,《江漢考古》19833期。

[5] 王厚之:《鐘鼎款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7頁。

[6] 殷崇誥也有類似看法,參見其文《楚都鄂補》,《江漢考古》1984年第1期。

[7] 劉杉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8] 高至喜:《論商周銅鎛》,《湖南考古輯刊》第3輯,嶽麓書社1986年。

[9] 李學勤:《試論楚公逆編鐘》,《文物》19952期。

[10] 王國維:《觀堂集林·夜雨楚公鐘跋》。

[11] 李零:《再談楚公鐘》,《江漢考古》19863期。

[12] 分別見於王厚之《鐘鼎款識》第38頁和第1頁。

[13] 容庚:《鐘鼎款識述評》,載王厚之《鐘鼎款識》,中華書局1985年。

[14] 見[宋]王厚之《鐘鼎款識》第13頁。

[15] [清]孫詒讓:《古籀拾遣》中7~9

[16] [宋]王厚之:《鐘鼎款識》第13頁。

[17] 丁山:《楚公逆鎛銘跋》,載《史學集刊》4期;《吳回考》,載齊魯大學《國學季刊》卷12期,1933年。

[18] 黃錫全:《楚公逆鎛銘文新釋》,《武漢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李學勤:《試論楚公逆編鐘》,《文物》199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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