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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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楚璽及其他 - 发布时间:10-08-25 06:28

論楚璽及其他

羅運環

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隨著楚文化考古,尤其是楚文字研究的進展,楚璽及其文字日益受到重視。但是,楚璽的起源、內容、特點、功能(涉及楚封泥、朱色印記與烙印文字)等等,尚需系統的研究。作者在清理楚文字資料的過程中,有感於此,特撰本文,聊作嘗試。

一、     楚璽的起源 

古璽的起源是較早的,是與社會的文明程度相適應的。《續漢書·祭祀志(下)》論曰:

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

即此之謂。楚在鬻熊、熊繹之際己進入文明社會,但西周時期,還未見到有關傳聞。

    春秋後期,列國用璽情況偶有記載,楚國亦有傳聞可考。《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云,楚平王信讒,囚大臣伍奢,並欲得奢二子伍尚和伍子胥皆誅之,“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詐召子尚、子胥。”這段引文雖屬傳聞,但其基本內容,尤其是平王免其父而往詐召子尚、子胥之說,與史傳所載“免其父召之”相吻合,[1]所以“封函印綬”一語,儘管夾雜著漢代人的習慣用語,但還是有一定價值的。從已鑒別的楚璽,以及傳世文獻有關春秋列國用璽的記載來看,楚在春秋中後期當已用璽,只是還沒有發現罷了。

    《史記》的《楚世家》云,楚懷王曾“置相璽于張儀”;《張儀列傳》亦載:“張儀往相楚。…… (楚懷王以相印授張儀。”[2]這是戰國中期楚人用璽的記載。除此之外,戰國時楚人用璽的情況,文獻不見再有明確的記述,但是,楚璽則有相當數量的發現。所以,研究楚璽,主要是研究戰國時代的楚國古璽。

二、     楚璽銘刻的類別

楚璽的數量較多,[3]按其銘刻,亦可分為五類,即:官璽、私名璽、吉語璽、箴言璽及肖形璽。

    楚官璽的內容比較豐富,涉及中央到地方的各類職官。有的官職前冠以地名,如:“江陵行邑大夫鉨”(《古璽彙編》[4]0101號)、“下蔡邑大夫鉨(《彙編》0097號)、“安昌裡鉨”(《彙編》0178號)等等,不但可以從中瞭解一些職官名稱,而且還可從中考察到些地名及地方機構的建制情況。又如“高府之鉨”(《彙編》0132號)、“大府鉨”(《彙編》0127號)、“(造)府之缽”(《彙編》0131號)、“(織)室之鉨”(《彙編》0213號)、“勿正(征)關鉨”(《彙編》0295號)等等,還涉及到國家的府庫、手工業、稅收制度等。凡此,對研究戰國時的政治經濟大有裨益。

私名璽;“(悼)鼻”(《彙編》2975號)、“邵(昭)□”(《彙編》3486號)等等,可以從中探討楚國的宗法族制。吉語、箴言璽如:“敬事”(《彙編》3529號)、“信”(《彙編》5509號)、“忠信”(《彙編》4510號)、“恒”(《彙編》5700號)等等,可從中瞭解楚人的倫理道德。

肖形璽,較為少見,且難以考定。從已發現的幾方來看,有人物、獸類,也有肖形與文字組合在一起的.黃質《濱虹草堂藏古璽印》著錄的一方安徽壽縣出土的武士形銅璽,其肖形為,作武士狀,一手執劍,一手持盾。王伯敏先生云:“擬楚人遺物。”[5]此即人物類。又如,1957年,湖南長沙陳家大山26號戰國楚墓,出土一獸形方璽,其肖形為1979年,湖南蓋陽天成垸2號戰國楚墓出土一獸形璽,其肖形為[6]此獸一角,殆即所謂“令觸不直”的解廌獸,[7]非為虎形。此形亦類似安徽阜陽及湖南長沙所出的有關漢印,當屬楚璽。此二例皆為獸類。關於肖形與文字組合的璽,在湖北宜城縣楚皇城遺址東南角也出土了一方,即王字肖形璽。此璽台座人紐,璽面的契刻為,畫面正中豎一建鼓,右上角刻一“王”字,右下方一人弓步擊鼓;左邊的肖形還難識別,或以為其下似一人作舞蹈狀、其上形似臥羊,這是一種推測。根據文字風格、畫面內容、人紐飾著,以及出土地點,王少泉同志認為此璽“不會晚于戰國時期”,並“擬為楚王室的私人印璽”。[8]

三、楚璽的形制及文字風格

楚璽的質料及形制,同列國古璽一樣,還沒有形成秦漢以後那樣嚴格的制度。楚璽大都為銅質,但也有極少量的玉、骨、琉璃等質料的。

楚璽的璽面形狀,一般多為正方形,少數呈圓形、長方形和三角形。其銘刻與三晉多朱文相反。楚璽的自文多,朱文少。璽面周圍有邊欄,少數方形璽面的文字間有十字界格,個別的為直線界格。

同列國古璽一樣,楚璽均有紐,紐上有孔,用以穿綬系於腰帶,即所謂佩璽。紐形一般多作鼻紐(或稱壇紐),只有極少數的為柱形(或稱長柄紐),如“大”、“大廄”璽等。僅就官璽而言,楚璽的紐座一般沒有燕璽那樣的小臺階,其坡形紐座直接與璽台相連,但沒有三晉的那樣陡峭。[9]

另外,還有兩種形制特殊的楚璽。其一為二合璽。其璽面及璽台均由兩個長方形合成,印紐則為兩個半邊圓柱形合成。20世紀50年代湖南出土的“大廄”璽就是如此。大廄璽僅存其中的一半,有白文“大廄”二字,半圓柱紐的剖面有榫頭2個、卯眼1個,以便合攏使用。其二為三合璽,這種圓形的璽面和圓柱形的紐,均由三個扇面狀合成。如“邞菱□鉨”[10]、“京”字三合璽、“”字三合璽[11]都是如此。前1璽只發現2塊,後2璽各存1塊。

楚璽文字也很有特色。如:習見的之字作(《彙編》0132號)、(《彙編》0142號),鉨字作(《彙編》0139號)、(《彙編》0228號)、(《彙編》0131號),出字作(《彙編》0168號),邑字作(《彙編》0100號)、(《彙編》0097號),大字作(《彙編》0127號),大夫的合文作(《彙編》0097號)、(《彙編》0099號),織字作(《彙編》0205號),客字作(《彙編》0160號),府字作(《彙編》0135號)、(《彙編》0127號),中字作[12]等等,都具有戰國中晚期楚文字特有的風格。[13]

凡此,皆有益於楚璽的辨別與斷代研究。

四、楚璽的用途與封泥、朱色印記和烙印文字

(一)楚璽的用途

古璽有多種用途,其中主要的是鈐蓋封泥,作為封緘之用。即《釋名·釋書契》所謂,“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封物為信驗也”。其二,施印於陶器,即在陶器燒制之前,鈐蓋上去。這是“物勒工名”的一種形式,齊魯較多,楚陶罕見。其三,作為烙印使用。先秦古璽有用於烙馬和烙木等。楚國的只發現烙木璽文。其四,鈐蓋在絲織物上,以作為標記。此項僅楚國有發現。

此外,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古璽有其特殊的藝術風格,亦可供玩賞。官璽又是一種權力的象徵,所謂操持“權柄”之說即由此引申而來。因此,授職便授璽,罷官(或辭職)亦繳璽。如前所言,楚懷王授張儀“相璽”,即是授官授璽的例證,儘管其所授之官為名義者。

楚璽的使用遺跡僅有少量的封泥、朱色印記及烙印文字發現。

(二)楚封泥及有關泥劃文字

封泥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封泥是指封緘簡牘(或曰文書)及其他物品時加蓋璽印的泥缺。廣義的封泥則泛指作為封緘之用的泥土,其中還包括泥劃文字(或泥劃圖形標記)。前者是最主要的。

大凡在寫好的簡牘之外,另加一挖有方槽的木塊,捆紮後,將繩結放在木槽內,塗泥並鈐蓋璽印,這就是簡牘之類的封泥。其他物品的封泥也都是在系結處塗泥、鈐蓋璽印而形成的。在楚國方面發現有盛物陶器的封泥。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觀l號戰國楚墓出土一件甕,其附近發現有幾塊封泥,大都破碎,僅兩塊保存較好,近方形,上有圖形印記,作形[14]近似文字。[15]

1986年,湖北荊門市包山2號楚墓出土幾件盛物陶罐,其頸部發現封泥印記。如:75號陶罐頸部封泥鈐蓋有直徑l釐米的渦紋印記。715號陶罐頸部封泥上各鈐有三個牛紋印記,作形。牛紋凸起,呈牴觸狀。封泥直徑1.5、厚0.7釐米。

另外,包山2號墓的陶罐口上還發現了泥劃文。如:75號陶罐蓋頂上的封泥劃有“永旨□”三字:16號陶罐蓋頂封泥上劃有字,或釋為魚字。[16]這些都是僅見的廣義的楚封泥。

(三)烙印文字

烙印大都是陽文,烙出的文字則為陰文。使用時將璽燒熱,烙在木器、漆器上,或獸體上,即成烙印文字。在楚國方面發現有烙在木器和漆器(本質)上的烙印文字。

木器烙印文多見於墓葬的槨蓋板上,如:1956年,湖南長沙市省銀行幹校14號墓的烙印文字就是如此,印記呈圓形,直徑5釐米,有“沅易於魚”四字。[17]印記發現更多的是湖北江陵望山2號墓。該墓於1965年秋發掘。墓中的槨板上共有16處烙印文字。[18]計有兩種:其一,文字為“於王既正”。在三塊內槨底板的東端和兩塊內槨的外面都烙有同樣的文字。其二,文字為“邵呂竽”。在內槨與內棺之間,四周各蓋一木板,其中南邊的一塊烙有此文字。同樣的印記在同一塊槨板上發現有6處。

漆器烙印文發現較少。1980年湖南長沙市五裡牌3號戰國木槨墓出土兩件羽觴其中一件底部所烙印記,呈三角(角圓)形,其中有一“”字。[19]

(四)朱色印記

所謂朱色璽文,如同今人將蘸好印泥的印章鈐蓋在紙上一樣,即把蘸好紅顏色的璽鈐盞在絲織物上,呈現出朱色璽文。此項僅發現于楚國。其資料罕見,往往被古璽研究者所忽視。

朱色璽文,1957年首次發現于湖南長沙左家公塘楚墓。該墓出土的褐地矩紋錦殘片是由兩塊錦拼縫的,在錦的一邊有0.8釐米的黃絹作邊,絹上墨書“女五氏”三字,在錦面靠近邊幅處蓋有朱色印記,呈長方形,[20]由於絲織品已殘,印記也隨之殘缺,殘存的文字尚待考證。印記比較完整的見於湖北江陵馬山1號楚墓。該墓19821月發掘,出土的絲質衣物的邊幅或靠近邊幅處;除了墨書文字外,發現有朱色印記。如:編號為N16的小菱形紋錦面綿袍的深黃絹裡,除有墨書“柬”字外,另鈐有朱色正方形印記,邊長0.6釐米,文字己無法辨識;[21]N14對龍對鳳紋繡淺黃絹面綿袍的灰白絹裡,有朱色印記,摹本為,邊長0.7、寬0.5釐米;N3塔形文錦帶上多處蓋有相同的朱色印記,摹本作,呈正方形,邊長0.9釐米,但有的印不夠清晰。[22]這些都是我國已知最早的朱色璽文,後世在紙上鈐蓋朱色印文當是由此逐漸發展而來的。

五、結語

以上的研究表明:楚璽至遲在春秋晚期已經使用。已發現的楚璽大多屬於戰國中期和戰國晚期。楚璽不僅用於封緘,烙印木器、漆器,還蘸赤色顏料鈐蓋絲織物,這些都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古璽用途的知識。

必須指出:楚璽研究還只是起步,許多問題還未解決,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仍然是對楚璽的鑒別,尤其是楚國的私璽、吉語璽、箴言及肖形璽。同時,對楚璽的起源、斷代也需要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新的考古資料對楚璽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殷切地期望今後的發掘報告,更加重視古璽資料,對古璽的圖像、尺寸、形制(包括璽面、印臺、紐、紐台)以及使用遺跡等加強報導。這不僅對楚璽、而且對楚墓分期斷代的研究都縣大有裨益的。

 

                                         (本文原載《江漢考古》1994年第四期)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二十年,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408頁;[]司馬遷:《史記》卷40《楚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713頁。

[2] 《史記》的《秦本紀》及《六國年表》亦載張儀相楚,當本于《秦記》。說明“相楚”、“授璽”是可信的。所謂“相楚”,當指張儀為楚國名譽令尹。詳見羅運環《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頁;《論楚國客卿制度》,《武漢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

[3] 20世紀80年代,湯余惠先生曾以《古璽彙編》中辨出楚官璽71方、璽56方、吉語和箴言璽33方。總計達160方。若加上《古璽彙編》以外的.尤其是新出土的,則更多。

[4] 馬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下文簡稱《彙編》,不再注出。

[5]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3年,第1011頁。

[6] 周世榮:《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叢考》,《湖南省考古輯刊》第l輯,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

[7]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3年,第6263頁。

[8] 王少泉:《襄陽地區出土的幾方銅印》,《江漢考古》1990年第l期。

[9] 葉其峰:《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10]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古璽印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圖版1

[11]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1959年第9期。

[12]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圖版8

[13] 羅運環:《楚國金文月肉舟及之止出的演變規律》,《江漢考古》1989年第2期。

[14]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15]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59頁。

[16]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96201頁、圖版5960頁。

[17] 吳銘生:《長沙戰國墓木上發現烙印文字》,《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2期。

[18]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方壯猷:《初論江陵望山楚墓的年代與墓主》,《江漢考古》1980年第l期。

[19] 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五裡牌戰國木槨墓》,《湖南考古博刊》第1期,長沙:嶽麓書社,1982年。

[20] 熊傳新:《長沙新發現的戰國絲織物》,《文物》1975年第2期。 

[21] 《文物》1975年第2期圖版(彩色)壹。

[22]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8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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