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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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資料所見楚國官制研究 - 发布时间:11-06-03 06:41

古文字資料所見楚國官制研究

羅運環

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

 

楚國存在的那個時代,究竟有哪些職官,其真實的名稱、性質是否與今日古文獻的記載一致,楚人遺留下來的金文、簡文及古璽文為我們在這些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本文將就這些資料,結合上述的問題,對楚國官制試作綜合性的探討。

一、令尹

 

 

1、王子午鼎銘文:

()正月初吉,王子午擇其吉金,自乍(作) (齍)鼎……命(令)尹子庚,殹(繄)民之所亟(極),萬年無諆(),子孫是制。

銘文拓本見《殷周金文集成》2811號和《商周青銅器銘文選》643號。

王子午鼎共7件,同銘。1979年河南淅川縣下寺2號春秋楚墓出土。[1]銘文中的王子午,即令尹子庚,[2]見於《左傳》襄公十二至十五年及十八、二十一年,其為楚莊王子,楚共王弟,楚康王二年(西元前558)代子囊為令尹,楚康王八年(西元前552)死,任楚令尹近7年。

2、曾侯乙墓竹簡:

()尹之畋車,麗兩

簡文見《曾侯乙墓·竹簡》第202號。簡文中的令尹即楚令尹,曾侯乙死後贈車助喪。

古文獻或稱楚令尹為“相(或相國)”,尤其對戰國時的稱得最多。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云吳起“相楚”,《楚世家》稱昭子為“楚相”,《魏世家》說昭魚為“楚相”;《韓非子·內儲說下》和(《戰國策·楚策一》均謂“州侯相荊()”。凡此,不勝枚舉。綜觀楚國出土文字資料,不見所謂“楚相”之稱,而“令尹”的稱呼,見於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簡,還見於戰國中期的包山2號墓竹簡。[3]顯然,稱“相”者為“比擬之言”。[4]出土的金文與簡文證實楚國的執政大臣,不僅春秋時稱令尹,戰國時也稱令尹。

1979年江西靖安縣一處窖穴出土3件春秋晚期的銅器。其中l件為《徐令尹者旨荊爐盤》,[5]銘文為:

()君之孫()  ()尹者()()  ()擇其吉金,自乍()()盤。[6]

徐國為稱王之國,其執政大臣的名稱使用“令尹”的名稱,“說明徐人的制度受到楚國的很大影響。[7]

二、左尹

 

 

1、包山2號墓竹簡:

東周之客(許)歸作(胙)於郢之歲,夏之月,乙丑之日,苛嘉以長則為左尹貞:出入 (侍)王,自夏之月以(就)集歲之夏之月,盡集歲,躬身尚毋又(有)咎。占之:恒貞吉,少又(有)慼(憂)於躬身,且外又(有)不訓(順)。以其古(故)  (說)之, (舉)禱楚先老僮、祝 (融)、 (鬻)酓(熊)各一牂,思攻解於不死(辜)。苛嘉占之曰:吉。[8]

……為左尹卲(昭)貞……[9]

引文中的左尹即左尹卲(昭)。主要內容是:貞人苛嘉為卲(昭) 貞卜“出入侍王”有無災禍。

左尹一職見於《左傳》宣公十一年和昭公十八、二十七年,子重、王子勝、郤宛曾先後任此職。但是文獻中不見戰國時有“左尹”,包山簡文的記載填補了這個空白。

簡文中的左尹昭 “出入侍王”這四個字很重要,但含義是什麼,不明白。包山竹簡的“司法文書”有這樣一種情況:凡複雜的案件,縣級政府或部門不能判決的,便呈報左尹,左尹不能裁定則呈報楚王。如舒慶殺人案,案情複雜,陰政府作出判決後,舒慶不服而上告,左尹不能斷定,呈報楚王裁決,然後,“左尹以王命告”縣公。[10]凡此,表明左尹是楚中央王朝的司法大臣,輔佐楚王處理全國的要案。左尹昭的“出入侍王”,定當指此。

過去,我們僅知左尹是令尹的副職,或率軍出征,可直接“言于楚子(王)”等情況。包山簡文的有關記載,大大地加深了我們對左尹的地位及其職掌的瞭解。

曾侯乙墓竹簡記載曾侯乙死後贈馬者有“左尹”、“右尹”。[11]此二職有可能為楚國中央王朝的職官,也有可能屬曾侯乙的屬宮,不可定論。

 

三、大司馬

 

1、鄂君啟節銘文:

大司馬卲(昭)陽敗晉(魏)帀(師)於襄陵之(歲),夏之月,乙亥之日,王處於郢之游宮。

銘文摹本及照片印本,分別見於《商周青銅器銘文選》659號和《殷周金文集成》1211212113號。

2、包山2號墓竹簡:

大司馬卲(昭)陽敗晉(魏)帀(師)於襄陵之(歲),亯月。[12]

大司馬(悼)愲以(將)楚邦之帀(師)徒以救(歲),之月,已卯之日。[13]

3條資料,均屬大事紀年性質,為兩個內容。“昭陽敗晉師”事,發生在楚懷王六年(西元前323年),見於《史記》的《楚世家》、《六國年表》及《戰國策·齊策二》。“悼愲救”事,不見於文獻記載。悼滑其人,《戰國策》的《楚策四》作“卓滑”,《趙策三》作“淖滑”,《韓非子·內儲說下》、《史記》的《樗裡子甘茂列傳》和《秦始皇本紀》混昭悼二字為一字,分別作“邵滑”、“召滑、“昭滑”,均實指一人,即悼愲。知悼愲主要生活在楚懷王之世,“救”事當發生在楚懷王時。

古文獻記載,大司馬(或稱司馬)為“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左傳》襄三十年),職掌武事。節銘、簡文云昭陽、悼愲以大司馬身分,先後率軍“敗晉師”、“救”。正可與古文獻相互印證。

《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柱國昭陽”,筒文、節文作“大司馬昭陽”。“柱國”與“大司馬”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沒有明確的記載。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郭沫若認為,“大司馬乃昭陽將兵攻魏時舊職,而柱國則是破魏得邑之後的新職” 。[14]繆文遠則認為,“以鄂君啟節銘文與《史記·楚世家》文互證,可知柱國即大司馬”。“大司馬總軍政,與柱國當是一官之異名。[15]從出土文字資料來看,昭陽任大司馬不僅見於《鄂君啟節》,而且也見於包山竹簡;悼愲在昭陽之後仍然任大司馬;大司馬仍然有左右司馬。[16]種種跡象表明:大司馬是職務官,柱國或大柱國可能是“勳官”。[17]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才能任“上柱國”(《史記·楚世家》)。這就是說,任大司馬者可以同時任上柱國,但任大司馬者不一定都是上柱國。當然這只是初步的認識,問題的解決,有待於有關新資料的出土。

包山竹簡所記楚國中央王朝的官名有左、右司馬。[18]曾侯乙墓竹簡記載曾侯乙死後贈車者有左、右司馬。[19]曾侯乙墓簡文中的左、右司馬不可確考,有可能是楚中央王朝的左、右司馬,也可能是曾侯乙的屬官。

天星觀竹簡記錄為邸陽君番乘贈物助喪的人有“小司馬退”。[20]《周禮·夏官》裡的小司馬為大司馬的副職。楚大司馬的副職有左、右司馬,則此小司馬很可能與邸陽君的封邑有關。

 

四、大莫敖、莫敖

 

1、楚璽:

大莫囂()鉨。

見《文物》1988262頁。從字體來看當為戰國後期的楚璽。

2、包山2號墓竹簡:

齊客陳豫賀王之歲八月乙酉之日,王廷於藍郢之游宮,安(焉)命大莫囂(敖)昜為命邦人內(納)其溺典。[21]

[鄝]莫囂(敖)疐、左司馬殹、安陵莫敖狎為鄝貸越異之黃金七鎰以翟(糴)穜(種)。[22]

“大莫敖”為楚中央王朝的官名,“莫敖”為楚地方政府的官名。[23]

3、《古璽彙編》0164號:

旭相夌(陵)莫囂(敖)[24]

4、長沙楚銅量:

(燕)客臧嘉問王於郢之歲,亯(享)月己酉之日,羅莫囂(敖)臧帀(師)、連囂()(上),以命(令)攻(工)尹穆丙……鑄二十金龍(筩),以賹,告(造)七月。[25]

年代當為戰國中期偏晚,銘文拓本見《江漢考古》1987年第3期封三。[26]

5、曾侯乙墓竹簡:

大莫(敖)(陽)為適豧之春八月庚申,執事人書入車。[27]

戰國時的莫敖,僅《戰國策·楚策一》一見,任此職者是楚威王時的子華。上引簡文、金文、璽文有關諸莫敖的記載,使我們加深了對戰國楚莫敖的瞭解。戰國時代“大莫敖”是楚國中央王朝的朝官,“莫敖”是楚國地方職官。

量文中的“羅莫敖”的羅,就是文獻所載羅國的羅。[28]羅國原在今湖北宜城,為楚所滅,始遷今湖北枝江,再遷今湖南汨羅。今汨羅西北8裡處有羅子國城遺址,就是羅人的三遷之地。楚滅羅但優待羅國宗室,仍保留其國號。量文以楚王之事紀年,是羅君已為楚國的地方諸侯,即“羅侯”。[29]羅莫敖就是羅侯的屬官,也是楚國的地方官。

曾侯乙墓竹簡的大莫敖(陽)為也是楚國中央王朝的大莫敖。[30]

春秋時,莫敖多為屈氏子孫充任,戰國時任莫敖的情況,文獻沒有明確的記載。《戰國策》所載的莫敖子華,族屬不明,但為王室子弟的可能性大。

包山竹簡有卲(昭)步為莫敖的明確記載。這至少可以證實屈氏大家族世任莫敖的局面已被打破。

文獻中關於莫敖職掌的材料不多,包山竹簡記載地方莫敖參與審理案件;[31]上引銅量文載羅莫敖與連敖一起傳達楚王或羅侯的命令,製造20個銅量。凡此,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大莫敖與莫敖的職掌情況。

 

五、連尹、連敖

 

1、《古璽彙編》[32]

   連尹之鉨(璽)。(0145號)

   連囂(敖)之□三。(0318號)

2、長沙楚銅量:

     ……羅莫囂(敖)臧帀(師)、連囂(敖)屈(上)以命(令)攻(工)尹穆丙……鑄二十金龍(筩)。

3、曾侯乙墓竹簡:

鄰連(敖)東臣所馭政車:厀輪,革鞎。[33]

南陵連(敖)愇馭椯轂。[34]

“連(敖)東臣”、“連(敖)愇”都是曾侯乙喪葬的“入車”者。南陵為楚縣,見包山楚簡102號。 “南陵連(敖)”當是楚南陵連(敖),以此推之, “鄰連(敖)”也可能是楚國職官。

4、包山竹簡:

(魯)陽公以楚帀(師)後城奠(鄭)之歲屈之月丁巳之日,仹大令悆以為令圍阩(登)人。其溺典,新官帀(師)瑗……新官連囂(敖)奔得受之。[35]

昜(陽)陵連囂(敖)達……為昜(陽)陵貸越異之黃金四益(鎰)以翟(糴)穜(種)。[36]

古文獻記載,春秋時,楚有連尹,襄老、屈蕩、伍奢先後出任此職,[37]戰國時楚有無連尹,不見記載。連尹之璽證明,戰國時楚國確實有連尹一職。

楚連敖於文獻無征。據《史記》、《漢書》,漢初的職官有連敖,《史記·淮陰侯傳》索隱及《漢書·韓信傳》注均引李奇曰,謂連敖為“楚官名”。《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隆慮克侯周灶”欄注引如淳曰:“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李奇、如淳說連敖是楚官名,這是對的,但是,如淳說連敖是連尹、莫敖合為一官號,則是錯誤的。[38]據上引簡文、銅量文、璽文,戰國時期,楚國有大莫敖、莫敖、連尹、連敖同時並存。很顯然,連敖是連尹和莫敖合稱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連尹與連敖關係怎樣,值得進一步探討。《左傳》襄公十五年所載楚中央官職序列,連尹在莫敖後第3位,即“……莫敖……箴尹……連尹……”長沙銅量銘所載楚地方官職(即羅侯屬官)序列,連敖緊接在莫敖之後,隨莫敖一起傳達命令。《左傳》與量銘給我們的啟示是:無論是連尹還是連敖,其位均在莫敖之下,連敖隨莫敖一起傳達命令,製造銅量,似乎連敖與莫敖職掌有相通之處。很可能連敖為莫敖的副職。連尹一職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連尹與連敖雖有相通之處,但二者的地位似乎有區別。《史記·淮陰侯傳》:“()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可見連敖的職位並不高。這雖為漢事,但確與楚文字資料相呼應。長沙銅量銘中的連敖,是羅侯的屬官,位在莫敖之下。凡此,似乎連敖地位低於連尹,多為楚國諸侯的屬官,連尹比連敖地位高,是楚中央王朝的朝官。

 

六、大工尹、工尹、工佐、少工佐

 1、鄂君啟節銘文:

……大攻(工)尹脽以王命命集尹(悼)……為(鄂)君啟之府(就)鑄金節……[39]

2、包山2號墓竹簡:

陵工尹產……為陵貸越異之黃金七益()以翟(糴)穜(種)。[40]

3、長沙楚銅量銘文:

……羅莫囂(敖)臧帀(師)、連囂()(上)以命(令)攻(工)尹穆丙、攻(工)差(佐)競之……少攻(工)差(佐)孝癸鑄二十金龍(筩)。 [41]

4、曾侯乙墓竹簡:

大攻(工)尹之騮為右[42]

大攻(工)尹之騮為左驂。[43]

此“大攻(工)尹”,曾侯乙死後贈馬助喪者。

春秋時,楚有工尹,或稱工正,主要見於《左傳》。戰國時有無工尹,不見記載。節銘、簡文、銅量銘有關工尹類職官的記載,填補了古文獻的這一空白。

節銘中的“大工尹”即《左傳》裡的“工尹”,均為楚中央的朝官。《左傳》文公十年“王使為工尹”,杜注:工尹,“掌百工之官”。《左傳》昭公十二年,工尹路為剖圭裝飾鏚柲(斧柄)事,向楚靈王“請命”。節銘載大工尹脽等官吏傳達“王命”,為鄂君啟之府鑄銅節。節銘與《左傳》互相印證,證明大工尹直接受令于楚王,是百工之長。

戰國時期,曾侯屬於楚國的諸侯。曾侯乙墓竹簡有“大工尹”,春秋中期曾國金文《季怡戈》也有“大工尹”。其銘:

穆王之子西宮之孫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戈。[44]

簡文裡的大工尹一職,是曾侯繼承曾國傳統制度所設置,還是楚國中央的朝官,實難斷定。從送馬的情況來看當為楚國朝官。

銅量銘及包山竹簡裡的“工尹”,屬於地方官吏。量銘載工尹與其他官吏一起,受命領制銅量,是地方工尹的地位雖低,但與大工尹的職掌仍有相通之處,即為地方手工業的長官。

工佐、少工佐當是工尹的副職官員。

 

七、集尹、少集尹

 

1、鄂君啟節銘文:

大工尹脽以王命命集尹(悼)、緘尹逆……為(鄂)君啟之府(就)鑄金節……[45]

2、長沙楚銅量銘文:

羅莫囂()臧帀(師)、連囂屈()(上)以命(令)攻(工)工尹穆丙、工差(佐)竟之、集尹陳夏、少集尹龔賜、少攻(工)差(佐)孝癸,鑄二十金龍(筩)。[46]

3、天星觀1號墓竹簡:

    集尹墨[47] 

“集尹墨”,邸陽君番乘死後,贈物助喪者。

集尹、少集尹,不見於文獻記載。節銘的集尹是中央朝官,銅量銘的集尹為地方官。節銘載集尹與其他官員一起受命于大工尹,為鄂君啟之府鑄造銅節;銅量銘載集尹隨工尹與其他官吏一起受命,領制銅量。顯然,監製符節、量器屬於集尹職掌內的事;集尹的地位分別在大工尹或工尹之下。少集尹當為集尹的副職。

 

八、緘尹、緘令

 

1、鄂君啟節銘文:

大工尹脽以王命命集尹(悼)、緘尹逆、緘令,為(鄂)君啟之府(就)鑄金節……[48]

2、曾侯乙墓竹簡:

緘尹之騮為右驂。[49]

緘尹之兩騮為[50]

“緘尹”、“緘尹”曾侯乙死後贈馬助喪者。

緘尹的緘字,過去有“(織)”、“緘”[51]、“箴”[52]等釋讀。本文採用第二種釋讀。

緘字,節銘多作形,仰天湖及長台觀簡文從竹的字皆作,均與緘字戈上的形同,似乎可以認為緘字上從竹省。但是,節銘中竹頭多見,均作形,不作形;曾侯乙墓簡文緘字作等形,均不從竹。如將緘字隸定作箴,不甚合適。緘字戈上是否從十(即才),也不像。節銘中載字多見,上部均作形,即為“才”形。緘字所從與此有別,隸定作,也不甚合適。《汗簡》和《古文四聲韻》所載織字的古文,有形體與節銘緘字相近;齊國金文《叔夷鐘》也有一個形體與節銘緘字相近的字,宋人釋緘,孫詒讓釋織(織),研究者多從孫釋。但是這些字皆宋人所摹,而且這些字形均非楚國文字,故釋織雖有些證據,但仍然不能消除人們的疑惑。考察與節銘同時期(戰國中期)的楚國文字,《曾姬無卹壺》職字作,包山2號墓簡文戠字作[53]楚“中戠 (織)室璽”的織作。顯然,楚人職、織、戠不寫作。《毛公鼎》緘字作,《鄀公諴簠》諴字作,節銘的緘字當由此演變而來。

據《說文解字》:緘、箴、鍼、葴諸字皆從鹹得聲。節銘裡的緘尹當即《左傳》中的“箴尹”,或“葴尹”、“鍼尹”。《左傳》襄公十五年,箴尹序列在莫敖之後,連尹之前,其地位僅次於莫敖。節銘裡的緘尹,序列在集尹之後並與集尹一道聽大工尹傳達王命,是緘尹與集尹之間並無從屬關係。《呂氏春秋·勿躬》高誘注云:“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節銘內容涉及鄂君經商路線、商品的限制和徵稅規定,箴尹參與審核監製,自是情理中事。

緘令.當是緘尹的屬官,為鄂尹啟節製造的直接監製者之一。

 

九、集廚尹

 

1、天星觀竹簡:

集脰尹一齒、齒、翠……[54]

“集脰尹,邸陽君死後,贈物助喪者。

“集脰”二字習見于楚王酓(熊) ()、楚王酓(熊)忓及太子諸器。“集”字很長一段時間不能確認,不解其意。自從50年代中期朱德熙先生認出集字以後,人們才恍然大悟,疑團冰釋。熊元、熊悍二王有集脰二字的銅器,均為烹飪器或溫器,集脰當是楚王及太子的廚館,集脰尹當是其總管。天星觀竹簡與熊元、熊悍二王銅器銘文互相印證,更加深了我們對“集脰”、“集脰尹”的理解。

 

十、大廄(尹)、廄佐、廄右馬

 

1、《古璽彙編》:

(廄)…… 5590號)

2、天星觀1號墓竹簡:

孤道寡廄差(佐)夏臣馭乘。[55]

3、《古璽彙編》:

(廄)右馬鉨(璽)。(0268號)

“大廄”璽,系湖南長沙沙湖橋一帶E10號戰國楚墓出土。該璽是1枚二合璽,即由兩個半邊組合。墓中只出土了1個半邊,就是有“大廄”2字的半邊。[56]

“大廄”,或釋“大飤。李家浩先生根據《汗簡》引《尚書》古文簋字作匭,釋為“大廄”。[57]可信。

《左傳》載,楚國職官有“中廄尹”、“宮廄尹”[58]。大廄或大廄尹不見記載,此正補文獻之缺。《睡虎地秦墓竹簡·廄苑律》云;

將牧公馬牛,馬牛死者……其大廄、中廄、宮廄馬牛也,以其筋、革、角及其價錢效,其人詣其官。

楚國諸廄職官序列,當與秦簡“大廄、中廄、宮廄”序列同,即為:“大廄()”、“中廄尹”、“宮廄尹”。《漢書·武五子傳》“發中廄車載射士”,顏師古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在諸廄的序列中,大廄列於中廄之前,“大廄是禦廄。楚國的大廄當是楚王禦廄” 。[59]大廄二合璽當是掌管楚王馬廄長吏,即大廄尹所用的璽。

“廄佐”、“廄右馬”當為大廄尹或中廄尹、宮廄尹的屬官。

 

十一、左馭

 

1、包山2號墓竹簡:

左馭番戌食田於(國)(筮)邑。[60]

“左馭”是楚官名。《周禮·夏官》論太僕的職掌時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中“左馭”是指太僕親自坐在車左側駕車。故秦漢以後或稱太僕為左馭。《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執鞭以出,僕(國語·楚語上》作“僕夫”)析父從。”馬宗璉《補注》:“析父為太僕,故時在王左右。”是楚國的太僕稱“僕”或“僕夫”,不稱左馭。《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莊王)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許偃禦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禦左廣,屈蕩為右。”杜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禦、右。”《左傳》成公十六年:“彭名禦楚共王,潘黨為右。”顯然左廣、右廣都有“禦”,均坐在車子左邊,故均可稱“左禦”。其一為右廣左馭,一為左廣左馭,二者當可省稱為右馭、左馭,或單稱為馭。簡文中的左馭,殆即左廣之馭,掌王親兵戎車,是軍官。

 

十二、粟客

 

1.《古璽彙編》:

郢粟客鉨(璽)。5549號)

楚粟客一職不見於先秦古籍。《史記》和《漢書》載秦漢之際韓信曾任此職。

《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淮陰侯韓信”欄云:韓信離棄項羽投奔劉邦之初,曾任官職有“粟客”。[61]《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淮陰”欄作“典客”,唐司馬貞索隱認為是“粟客”字誤,李家浩說“大概是由於後人不知道‘粟客’之義而臆改的”。[62]

《史記》、《漢書》表中的“粟客”,《史記·淮陰侯傳》、《漢書·韓彭英盧吳傳》均作“治粟都尉”。“治粟都尉”即“騪(搜)粟都尉”,漢武帝時設立,主管軍糧,不常置。任此職者有趙過、桑弘羊。[63]“粟客”,是劉邦在楚漢戰爭時期所置,漢王朝正式建立後,不見此官名,此名當已廢除。《史記》傳裡不見“粟客”,只見“治粟都尉”,是二者職掌和地位相等;表中直書“粟客”,則保存了劉邦當年的職官名稱。

韓信不知名時任連敖,受滕公賞識以後,任治粟都尉,即粟客。故粟客地位當在連敖之上。

“郢粟客”當為郢都掌管糧食的職官。

2、《古璽彙編》:

群粟客鉨。0160號)

此楚璽文。其 “粟客”的“粟”璽文從“禾”。古代,“米”、“禾”形旁意義相近,可互相通用。[64]此“粟客”可能就是上面所說的“粟客”,也系楚國掌管糧食的職官。

 

十三、司敗

 

1、包山2號墓竹簡:

東周之客(許)歸作(胙)於郢之歲夏之月癸醜之日,陰司敗某旱告湯公競軍……[65]

八月戊寅之日,司敗蔡丙受……[66]

十月乙未之日,噩君之司敗舒丹受……[67]

八月甲戌之日,尹之司敗邭叴夷受,辛巳之日不(將)尹之邑公遠(薳)忻、莫囂(敖)遠(薳)以廷,阩門又(有)敗。[68]

左尹與……王私司敗逿、少裡喬與尹……之命胃(謂):羕陵大夫司敗察羕陵之州裡人陽鎆……[69]

楚縣、封君的封邑及朝廷某些部門均設有“司敗”。如陰縣設有“陰司敗”[70]

楚司敗一職,古文獻三見,[71]均屬春秋時代。《國語·楚語下》“死在司敗矣”,韋昭注:“楚謂司,寇為司敗。”《左傳》文公十年“臣歸死于司敗也”,杜注:“陳、楚名司寇為司敗。”楊伯峻注:“陳、楚、唐俱有司敗之官。此‘歸死于司敗’,與襄三年《傳》‘請歸死于司寇’文意同,足知陳、楚、唐之司敗即他國之司寇。”凡此表明,春秋時的楚司敗相當於中原諸國的司寇,總掌全國獄訟刑罰等司法政務,為最高司法官。戰國時期的司敗是否也是這樣,文獻沒有記載,包山竹簡為我們作出了回答。戰國時代,楚國中央朝廷主掌司法的官吏不是司敗,而是左尹(詳見左尹條)。司敗只是縣級(包括封君封邑、朝廷某些部門)專職司法官吏,負責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的司法工作。不可與春秋時的司敗混為一談。

 

十四、里公

 

1、天星觀1號墓竹簡:

    番之里人之……[72]

邸陽君番乘死後,助喪者有其同里之人。

2、包山2號墓竹簡:

八月癸酉之日,邸陽君之州里公登(鄧)嬰受……[73]

十月戊戌之日,中陽盤邑人沈以訟平陽之枸里人文適,以其敚妻。[74]

同社、同里、同官不可阩(證)。[75]

3.《古璽彙編》:

楮里之鉨(璽)。0181號)

安昌里鉨(璽)。0178號)

楚國地方最基層的組織是“里”,裡有“里公”。還有“同社、同里”的說法。[76]

社與里的關係,是應當首先探討的問題。社在甲骨文中寫作“土”,因為祭祀土神,後來增加示旁,便是今日所見之“社”。《說文解字》訓“社為地主”,深得其意旨。農人仰仗于土地,必然祭祀土神(或“地主”,《周禮·大司徒》作“田主”)。同里的人當立社以共同祭祀土神。如此則自然形成了社與里的統一。《禮記·效特牲》:“唯為社事(祭社事),單(每家出一人)出里。”同里共祭社神,表明先秦時代里與社確實是相統一的。《史記·封禪書》:“民里社,各自以祠。”反映西漢時里與社還是相統一的。包山竹簡“同社、同里”的說法,正與古文獻互相印證,表示楚國有里有社,而且二者是合一的。單稱社則代表里,單稱里則包含著社,並不矛盾。

古籍所載先秦時代“里”的家數不盡一致,有“二十五家為里”說、[77]一里八十戶”說、[78] “百家為里”說。[79]楚國的里為多少人家,沒有明確的記載。《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唐司馬貞《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予也。”書社稱為“里”,並有“七百”,似司馬貞二十五家說較近事實。里為最基本的行政組織。據包山竹簡,里公不僅負責全里的管理,還要協助州縣受理訴訟案件。楚里公不見於文獻記載,此正補典籍之不足。

 

十五、食田、食州

 

1、包山2號墓竹簡:

左馭番戌食田於(國)(筮)邑。[80]

邸易()君之州。[81]

司馬之州。[82]

八月乙酉之日遠(薳)乙訟司衣之州人苛謂娶其妾嬨。[83]

《禮記·坊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于食”,鄭玄注:“食,祿也。”簡文中的“食田”,即祿田,是番成任“左馭”時作為官俸的祿田。

包山竹簡還有不少州都冠以人名和官名,整理小組說其意義尚待研究。[84]我認為這些州可能與番成食田的性質相同。天星觀竹簡的邸陽君番乘,是一位封君,在朝中做官“侍王”,其封邑不見記載;[85]包山竹簡的邸陽君,不知與天星觀竹簡中的邸陽君是什麼關係,其官職不見記載,但記載他有“州”,稱為“邸陽君之州”。將二者合勘,知包山竹簡中的邸陽君應有官職,並享有一州的俸祿,故稱之為“邸陽君之州”。以此類推“司馬之州”,“司衣之州”的州,均為食祿單位。

食田、食州,與西周分封制下的采邑制有本質的不同。即不能“臨土治民”,僅僅享用州田的賦稅(地稅)而已。

包山竹簡云:左馭番成死後,食田由其嫡子繼承,嫡子死,無後,由庶子繼承。庶子死,無後,番成兄弟之子欲繼承,從而引起訴訟。最後,因左尹特許,由番成兄弟之子繼承。人死後,國家不收回食田,允許繼承。如果說“這種食田已經有了私有土地的色彩”,也有道理。但是,更重要的原因,當與楚國之法“封君子孫,三世而收其爵祿”(《韓非子·和氏》)有關。這是楚國官俸可以繼承三代的一個實例。

 

以上,依據古文字資料,對楚國的官制,主要是戰國時代楚國的官制進行了考察。其中如:大莫敖、連敖、大工尹、集尹、緘令、集廚尹、大廄尹、廄佐、廄右馬、左馭、粟客、里公,不見於文獻記載;左尹、連尹、工尹、司敗,不見於文獻所載戰國時代楚國的官制。這些均可補文獻記載之不足。同時文中所考定的官名,進一步驗證了《左傳》等先秦古籍關於楚國官名的記錄,大多符合楚國的實際。這是其一。

其二,春秋前期及中期,楚同各諸侯國一樣實行世族世官制度,重要職位竟成了某些大家族的世職。如令尹一職多由若敖氏子弟擔任,莫敖多系屈氏子弟充當。自從楚莊王消滅若敖氏以後,這種情況逐漸得到改變。進入戰國以後,隨著任免權的加強,重要官職已不在某個大家族裡世襲。如大司馬一職,懷王時,先由昭陽出任,後由悼愲承擔,昭、悼就是兩個不同的家族。又如莫敖職務,也改變了春秋時由屈氏家族世襲的狀況,竹簡所載任此職的昭步,就不是屈氏家族的人。這些,表明戰國時代,楚國已實行官僚制度。

其三,春秋時代,楚國同其他諸侯國一樣,文官武官職掌不甚明確,均有領兵出征的責任。這種情況,在戰國時有了明顯的改變。如大司馬昭陽,大司馬悼愲就是率兵出征;左尹、司敗專職負責司法。大工尹、工尹主管製造量器、符節等手工業。官吏職掌明確是隨著官僚制度的推行才出現的。

其四,從春秋後期起,楚國官俸、穀祿制與食封地並行。包山竹簡不僅有關於“食田”的詳細記載,還有許多冠以人名、官名的州的記載。這些州就是一種食封地,它表明戰國中期,食封地比較流行。但有這種食封地的人僅僅只能享用其州田的賦稅(地稅),而且,傳至三代後國家要收回。這正是楚國官僚制度在經濟方面的反映。

總之,從任官制度、職掌許可權、食祿制度諸方面,均表明楚在戰國時代已有了較為成熟的官僚制度。

 

編按:本文發表時,包山楚簡的原始材料尚未發表,所引包山楚簡資料主要來源於發掘簡報,引用簡文不太完整者此次編錄校對時酌情補充或加注。 

(原載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 河南省丹江庫區文物發掘隊:《河南省淅川縣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 趙世綱、劉笑春:《王子午鼎銘試釋》,《文物》1980年第10期;伍仕謙:《王子午鼎、王孫誥鐘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9輯。

[3]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又見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15號。

[4] 齊思和:《楚終戰國之世未置相考》,《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

[5]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靖安縣文化館:《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國銅器》,《文物》1980年第8期。

[6] 拓本見《文物》1980年第8期,第14頁。

[7] 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文物》1980年第8期。

[8]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16217號。

[9]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又見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20號。

[10]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又見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竹簡第131-139號。

[11]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

[12]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3號。

[13]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又見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3號。

[14] 郭沫若:《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

[15] 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第345頁注(4),《七國考訂補》第66頁。

[16]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17] 董說:《七國考》楚職官上柱國條所引《宛委餘編》有“勳官”說。

[18]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19]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

[20]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21]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號。

[22]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5號。

[23]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24] 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0164號。

[25] “羅”、“七月”這3個字,從何琳儀隸定。何文《長沙銅量銘文補釋》,《江漢考古》1988年第4期。

[26] 又見中國社科院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373號。

[27]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又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號。

[28] 何琳儀:《長沙銅量銘文補釋》,《江漢考古》1988年第4期。

[29] 《通志·氏族略》:“羅侯,羅君之後,支孫氏焉。其國在宜城山中,後遷枝江。”

[30] 按:葛陵楚簡甲三36295號有“大莫敖(陽)為”。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竹簡》,大象出版社,2003年。

[31]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32] 羅福頤主編;《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33]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又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號。

[34]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又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73號。

[35]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6號。

[36]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12號。

[37] 見《左傳》宣十二年、襄十五年、昭二十七年;《國語·晉語七》、《呂氏春秋·慎行》。

[38] 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

[39] 中國社科院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9年,第12110-12111號。

[40] 荊沙鐵路考古隊:《荊門市包山大塚出土一批重要文物》,《江漢考古》1987年第2期;又見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6號。

[41] “孝”這個字,從何琳儀隸定。何文《長沙銅量銘文補釋》,《江漢考古》1988年第4期。

[42]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又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45號。

[43]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又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2號。

[44] 銘文拓本見《文物》1980年第1期,第37頁圖8

[45] 中國社科院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9年,第12110-12111號。

[46] 何琳儀:《長沙銅量銘文補釋》,《江漢考古》1988年第4期。

[47]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48] 中國社科院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9年,第12110-12111號。

[49]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又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2號。

[50]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又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71號。

[51] 羅長銘釋緘,見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

[52] 商承祚:《鄂君啟節考》,《文物精華》第3集。

[53]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985號。

[54] 簡文照片見《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第108頁。

[55] 朱德熙:《戰國文字資料裡所見的廄》,《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6] 彭青野等:《長沙沙湖橋一帶古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

[57] 朱德熙:《戰國文字資料裡所見的廄》,《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8] 《左傳》昭西元年、二十七年。

[59] 朱德熙:《戰國文字資料裡所見的廄》,《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60]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51號。

[61]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淮陰”欄,唐司馬貞《索隱》:“典客,《漢表》作‘粟客’,蓋字誤。”是唐人所見《漢書》的表不作“票客”,而是“粟客”。清人王念孫在《讀書雜誌》卷42指出“票客”即“粟客”之誤。

[62] 李家浩:《楚國官印考釋》,《江漢考古》1984年第2期。

[63] 參見《漢書》的《百官公卿表上》、《食貨志》、《霍光金日磾傳》。

[64]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中華書局,1987年,第148頁。

[65]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31號。

[66]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1號。

[67]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6號。

[68]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8號。

[69]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28號。

[70] 包山墓地竹筒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71] 《左傳》文公十年、宣公四年,《國語·楚語下》。

[72]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73]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7號。

[74]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97號。

[75]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38背號。

[76]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77] 《周禮·地官·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裡”及注;《詩經·鄭風·將仲子》“無踰我裡”注。

[78]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

[79] 《管子·度地》。

[80]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51號。

[81] 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2號。

[82]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五期。

[83] 《文物》1988年第5期圖版二。又見湖北省荊沙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89號。

[84]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85]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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